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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陵十三钗》细节质问潘采夫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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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凡一个人,或者一件事,又或者一个物件,面对这些,总有喜欢和不喜欢、甚至无所谓的态度表达。这都无可厚非。喜欢的理由有时确实可以不听,因为法国人那句话是我在对待“喜欢”这个方面的座右铭:若说到喜欢,请闭嘴。反之,其实,讨厌的理由也可以不听,这在逻辑上是行得通的。至于无所谓,他都无所谓了,你还较什么劲呢?
  
  有点特殊的是,负面的表达,而且说得头头是道,那必须静下心来,认真拜读。毕竟洋洋洒洒这些个一二三,首先其次再次的,说者是花了工夫的,甚至有些是花了功夫的,不以诚挚之心对待,必然会抱有永久的心灵上的亏欠。
  
  认真拜读了凤凰网评论专栏作家潘采夫先生的《<十三钗:一部看不到价值观的电影》(http://t.cn/SVunXW),就如我当年看冯小刚先生的6亿票房巨制《唐山大地震》。那边电影拍得撕心裂肺,这篇文章也写得力透纸背,可犯下的一些弱智错误都让人哭笑不得。小举几个例子,以供品评。
  
  潘先生在文中写道:
  
  比如,日本人第一次进教堂,和神父打扮的贝尔对话,教堂里突然出现一架钢琴。我心说坏事,军官会让贝尔弹个宗教曲子,要露馅了,结果不是,日本军官自己坐下来,自顾自弹起了日本童谣。我又不争气地穿越了,想起《辛德勒的名单》《静如深海》等一长溜纳粹题材电影。这让我差点笑场,钢琴是德国人家中必备,纳粹军官弹琴是一种生活方式,但让日本军官也弹,就让我瞬间走神。我能想象导演琢磨点子时的表情,也许是为了让西方观众容易接受,但说实话太土,也太假,打断了我看故事的情绪。
  
  说句恶意揣度的话,如果带着情绪看电影,坏事的地方多了。假使照着“潘导演”的思路,让贝尔弹钢琴,一定会坏事吗?美国,之前留给人们的某个印象,是上世纪60年代掀起的性解放运动,伴随着“垮掉的一代“在路上振聋发聩的宣言,伴随着毒品的泛滥,伴随着数万人聚集的伍德斯托克(Woodstock)音乐节。可其实,这样的运动的前提是,美国是个天主教传统异常严格的清教徒国家。《金陵十三钗》的故事发生在1937年,主人公约翰也在片中说到了自己的天主教背景,“潘导演”何以觉得坏了,万一约翰真的会弹钢琴呢?
  
  扯得有点远。钢琴是德国人家中必备,纳粹军官弹琴是一种生活方式,潘先生提到的这点我阅读量有限,不敢肆意加以反驳。只是日本军官弹琴何以能让潘先生瞬间走神,我百思不得其解。就故事本身看,长谷川显然受命或者闻着新鲜的味道前来教堂封锁。既然是洋人的教堂,长谷川这位日本军官会说英文显然站得住脚,否则鸡同鸭讲,如同之前的一些日本基层军官,擦枪走火太容易发生了。这点,我反倒不理解潘先生为什么不穿越一把?1868年,日本实施后世所称的“明治维新”,制定了诸多目标,口号倒是简单又响亮:脱亚入欧。以此推断,60多年过了,日本人会说英语不奇怪,那么,会弹钢琴又有什么大惊小怪的。要穿越,请潘先生穿越回19世纪末的日本,看看在资本主义性质的全面西化和现代化改革中的日本到底是个什么模样。
  
  潘先生在文中又写道:
  
  还有,影片进行到日本军人教堂里捕捉女学生并凌辱,在神圣教堂里,彩色玻璃下,十二三岁的小女孩被凌辱的细节毕现,我的身体里一个声音大喊:“你大爷的!够了!”我知道导演想说日本士兵没人性,但不能这么没人性地拍啊,她们都是未成年人,导演却把残害拍成了一场狂欢。如导演所愿,我果然很愤怒,但那是对画面的愤怒,你完全可以表现孩子们的恐惧,没必要这么笨或变态地干。我只想说,在导演监视器后面坐着的,是一个缺少同情心的人,也不知什么叫人道主义。
  
  该片在美国被定级为R级,也就是说17岁以下少年如果不在家长的陪同下,是禁止观看该片的。美国制作过一部纪录片《南京》,在国内曾经公映过。作为和南京大屠杀没有干系的第三方拍摄的此类题材,我觉得总是在客观性上会做得更好,毕竟没有国仇家恨抑或选择性遗忘这些个主观情绪的滋扰。可就是这部纪录片里的大量真实影像资料,让观影后的我几乎有窒息的感觉。幸好,我没有因此成为一个民粹主义者,却对日本这个民族当年的一些行为机制有了更感性却无比深刻的体认。女童被凌辱的事实在历史的记录墙上有如酸蚀刀刻,无法抹杀。只不过潘先生说得“被凌辱的细节毕现”,让我有些纳闷,我们看得不是同一部片子吗?同样的一段内容,确实,我承认我看得时候也有很大的不安和不适——以我国之电检制度,虽无分级制之科学严谨,倒是在另一些方面却十足严苛——这种不适中有大愤怒,对日本军;这种不安中有大哀伤,对那些豆蔻年华的女孩。导演的人性何以泯灭,我无从得知。至于“你完全可以表现孩子们的恐惧”,在我看来,不都几乎是在表现孩子们的恐惧吗?有几回给了这些个日本王八羔子色迷迷涎水乱滴的正脸,更遑论形而下的东西?又或者,潘先生,你给我们画个分镜头脚本?至于缺乏同情心,没有人道主义,我觉得如果这些个良好品质在导演身上都没有,就不会有这部片子的诞生。这对于拥有五千多年文明历史、却在近100年多来屡遭外强欺侮的中国而言,是无法回避的大伤痛,有些同情心,有些人道主义,真是不能拍出这样的片子来吓着在自我营造的温室里一惊一乍的潘先生,抑或看过什么还在故作姿态的潘先生。
  
  潘先生在文中还写道:
  
  感受就是这样,我的要求不高,就想看导演讲一个故事,顺利讲完我就会感动,但我无时不刻不感觉到导演的存在,一个操弄之手对我进行骚扰,一个声音仿佛在说:“这个地方得让丫们哭,这个镜头主要给老外看,这个片断能带动票房。”还有跟故事很不协调的色彩,导演按捺不住向自己致敬的冲动,却干扰着故事的叙述。
  
  讲一下12月15日,在下午6点全国公映第一场次就跑看的观影感受,一直看到玉墨们商量着替那些女学生娃赴宴的时候,我下意识看了一下时间,离电影结束还有不到20分钟,我缓出一口气来:这样才对吗,要真是这145分钟的时间才过了一半,那我觉得此片也许真真归到可看也可不看的类型当中了。
  
  换个角度谈问题,如果这个片子换了陈凯歌或者贾樟柯来拍,肯定又是另外一番景象,尽管它们都脱胎于严歌苓的同一部中篇小说。导演不是流水线上批量生产出的定制化产品,电影艺术本也就是个人的文化与美学诉求和工业制作结合的产物。看到编织绵密的开场与匆匆忙忙的草草结尾,我常常会想起是不是陈凯歌导演又拍到后来没钱了,还是在编制故事的过程中有个比较难以逾越的逻辑门槛,只能如此;看到一个故事大片硬生生被讲得支离破碎,有时不免感慨唏嘘、好怀念好怀念冯小刚导演的贺岁处女作《甲方乙方》,觉得段子还真是他的特长;看到普通话与方言杂糅的小城镇故事,就会自然而然想到贾樟柯导演在《小武》、《站台》中的精彩演绎。每个导演的风格是他们在电影专业行当里和大众心目中的一张鲜明的名片。总不能这次拍成了如《辛德勒名单》或者《鬼子来了》这样的黑白片才能满了潘先生的意。没准那时潘先生又有话了,比如,模仿,没有创新。
  
  说到价值观的问题,我已经不想援引潘先生的原话了,倒是想讲讲在初次观影《金陵十三钗》后的一件真实的事。我有一个好哥们,也是影视行当里谋生的新秀。我们住得不远,常常会在他工作室兼住家的地方聚聚,喝几杯小酒,海阔天空地聊东聊西。都刚刚看过这部片子,也都有些激动和感触,需要喝着酒聊一聊,舒缓一番。他说道,好片子,但总感觉有些点没有渲染到极致,比如没有像《辛德勒名单》里主人公奥斯卡为了再多救一个犹太人脱下身上细软苦苦哀求纳粹那样一个高潮,或者结尾应该再为贝尔和女童们加一些戏。我的观点和他稍许不同,我总认为似乎已经恰到好处了。电影技术方面的问题,他是专业,这方面留有的遗憾我听他的;但谈到感受,毕竟是见仁见智的事情,我们彼此尊重。只是,讨论下来,大家觉得这么密集的内容,只看一遍,还是会遗漏一些细节,不如趁热打铁,再回一遍炉。趁着当天的最后一场在20分钟以后开始,我俩又跑了影院。再回来喝酒的时候,我们在彼此的触动下,观点渐趋一致:这部片子有非常普世的价值观,也有好莱坞热衷的混混变成大英雄的桥段;但无论如何,这显然是一部风格非常明显、东方人制作的电影,它没有西方、尤其是美国电影惯常的淋漓尽致的表现方式,这是一部含蓄感相当好的东方电影。就如中国画,有留白,有克制,有给受众尽在不言中的美感。抛开宣传以及海外票房抑或冲奥不谈,我们也彼此认定这部片子的主角其实并不是约翰(贝尔),而应该是玉墨和书娟,甚至没有主角,这是一部群戏。导演以东方人一以贯之的视角呈现出一部让人感动、引发思考、价值观明晰的上乘之作。
  
  有很多中国导演的片子都深深植入在我的回忆里,只以这些年为例:《让子弹飞》、《和你在一起》、《集结号》、《桃姐》、《甜蜜蜜》、《三峡好人》,等等等等。记忆之深,只是因为它们带给我的感动或者感触。那么今年之后,《金陵十三钗》也会成为我的这个记忆库里的一员。
  最后,想说句刻薄的话,潘先生,再写这么具有煽动性的唱衰大文之前,只要没拿了谁家的钱财,请一定要能自圆其说,免得犯下老话说的“顾脸不顾腚”的笑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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