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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健康的电影市场的最大特征是，商业片要能够挣钱，然后扶持艺术片的创作，同时艺术片又在电影语言方面为商业片提供创新经验。也就是一个负责赚票子，一个负责赚吆喝。很多电影公司也在宣扬这种经营理念，但是在现实中往往只看到了票子。在这方面做的不错的是银河映像，长期以来，它一直贯彻着个性风格和商业套数协调发展的路数，既保证了企业的正常生存，也赢得了很好的口碑，成为香港电影屹立不倒的金字招牌。而作为灵魂人物的杜琪峰，左手拍警匪，右手导喜剧，一边是剑走偏锋，一边是得心应手，而且还经常将两者结合起来，让我们看到了商业和艺术相互支撑的最好案例，现在上映的《盲探》便是如此。
　　
　　从影片的叙事架构来看，《盲探》毫无疑问是对《大只佬》和《神探》的综合，都是以一个拥有特殊技能的侦探为核心，再配以一个年轻的求助者为伙伴，这个伙伴角色居于弱者地位，他/她的主观视角成就了对侦探形象的塑造。而这些侦探的破案方法就是“处境还原”，将自己的灵魂脱壳后回到案发现场，实质上是对犯罪动机的推理，只不过他们自身的独特形象和神经质让其行为看起来更玄乎罢了。《大只佬》中的大块头能够看透因果，《神探》中的陈桂彬患有精神分裂，相比之下，《盲探》中的庄士敦要正常很多，但却是一个瞎子。这些人物全都超越了普通人的存在，是为“奇怪之人必有奇才”。此外，《盲探》为了照顾到内地观众，还设置了刘德华对高圆圆的爱恋情节，其实是对《闻香识女人》中艾尔?帕西诺的致敬。
　　
　　虽然是侦探题材，但是《盲探》的叙事中心并没有集中在对案件的一层层剥离中，它通过很多细节来渲染庄士敦的超强能力，先将他捧到最高处，最后让案件的真相由他的嘴里说出来，大家便都信服了。所以，在小敏失踪案这个主线之外，电影还叙述了另外一起殓尸房杀人案，目的就是彰显庄士敦的本领。至于少女失踪案的侦破过程到底是怎么进行的，其实很模糊，很多地方也经不起逻辑推敲。与此同时，电影还采取了受限视角的叙事方式，观众和侦探知道的情况一样多，直到最后一刻，才真正明白发生了什么。为了让观众一直蒙在鼓里，影片在最后还进行了一次转折，本来阿祖的紧张表现已经显示出他是凶手了，但电影故意岔开到出租车司机身上，然后又返回来，使情节的跌沓更饱满。
　　
　　影片的面子是鬼马风格的喜剧片，但在一场光怪陆离的喧嚣之后，我们却发现它的里子是一个如此残酷的血淋淋的故事。然而，沉浸在笑声里的观众不会对其中的杀人事件抱有过多的同情，更不用说警惕了。最鲜明的例证是，当我们看到一个打扮的妖艳无比的老太婆躲在衣柜里，死皮赖脸地要跟着鹏鹏走时，我们只顾着笑，却忽视了她身上的背景：曾将丈夫杀死并油炸。而在影片的最后，当我们为小敏生下了孩子而庆幸时，却忘记了在她的身边正躺着两具被她杀死的尸体。杀人场景是杜琪峰电影中的惯用元素，也成就了他的冷峻风格的“暴力美学”，同时他的电影主题也蕴含在这些“杀”字里。《放逐》中，“杀”成就了兄弟间的情义；《黑社会》中，“杀”是江湖生存之道；《夺命金》中，“杀”是人性的最后挣扎。但是在这部由偶像明星主演的“喜剧片”中，杀人现象不再具有美学上的内涵，而更多的是伦理上的意义。
　　
　　概括起来，《盲探》中的杀人有三种类型：一是为钱，如李德胜；一是为爱，如小敏祖孙三代；一是为快乐，如疯子出租司机。这三种杀人是从低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的过程。为钱杀人是原始的生存之道，将自己的生建立在别人的不生之上；为情杀人是占有欲望的突显，是在精神世界得不到满足时的毁灭行为；为快乐杀人纯属变态之举，是人性异化的结果。同时，他们杀人时所使用的工具也有区别，李德生用的是榔头，小敏用的是刀，而疯子是吃人，这也是一种罪恶程度的上升过程。当我们看到院子里陈列了那么多装有尸骨的水缸，而杀人者却没有丝毫的罪恶感和羞耻感时，我们应该看到人类文明的悲哀。
　　
　　这样一来，我们会发现，杜琪峰其实在《盲探》里设置了各种二元对立——笑与哭；生与死；眼盲与心盲；忠贞与背叛——最后都集中在一点，那便是喜剧与悲剧的对立。喜剧的外衣既是对悲剧的一种掩饰，也从另一个层面对悲剧进行了揭示。杜琪峰用表现主义的夸张手法，讲述了一个现实主义题材的罪恶故事。只不过因为他的电影中出现过太多的死亡情节，所以容易被我们忽视罢了。但是如果我们想起不久前上海一老人持枪杀6人的事件（同一天新闻中还报道了另外两起杀人案），我们或许应该想一想，看电影真的就是在看电影吗？（文/陈令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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