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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召唤我成为儿子，我追随你成为父亲。
　　——北岛
　　诗人北岛说：游离，或许是七十年代人的一个特征。
　　“我感激我所处的那个年代在那个年代学生获得了空前的解放，不必学习那些后来注定要忘掉的无用的知识。”[1]王朔一语道出“自由”，他的眼中，这就是七十年代的关键词。卢新华和赵振开记忆深处伤痕累累的七十年代，自然与身处部落大院的王朔的自由的七十年代大相径庭。王朔他在文革中，“家庭没有遭难，个人也没有什么‘伤痕’可言，有的只是近乎在剃刀刃上滚动的青春，所以他的作品中充满的是对蛰藏着野性和暴力青春期的一份深深的回味与慨叹。”[2]
　　“我们是不和没身份的人打交道的”[3]，生是命，死是运，荒唐年代的身份之差，就是生死之别。所以当王朔在九十年代发表《动物凶猛》时，对于文革的集体记忆，在被恐怖暴戾的氛围统治多年之后，一斩为二：哦，原来伤痕累累的七十年代，只不过是一半人的回忆。“我不在红卫兵那圈儿里，但《动物凶猛》的圈儿里就是我们这帮人”[4]，王朔和他的朋友们肆无忌惮挥霍着青春，姜文也是王朔的同路人。
　　然而这代人还是有共同点的，王朔在《动物凶猛》开头羡慕来自乡村的人，羡慕他们“可以尽情地遐想自己丢失殆尽的某些东西仍可靠地寄存在那个一无所知的故乡”[5]，而王朔所处的这个城市则“没有遗迹，一切都被剥夺得干干净净”，他，按北岛的话说，“在自己的故乡成了异乡人”[6]。七十年代，从前是一个禁区，现在是一座废墟，怀念它的，痛恨它的，都有一个共同点：他们再也寻不回那个崇高与卑劣并存的时代了。
　　解放与狂欢，是因为家庭与社会的真空，特殊时代父亲失位带来了前者，社会秩序彻底毁灭带来了后者。文革本就是一场摧毁权威的运动，正如阿伦特指出的，极权主义不是一种制度，而是反对现有制度，它在本质上是一种运动。[7]所以姜文那阳光灿烂的记忆里，权威被无情地嘲弄：避孕套吹成的气球在父母相片前飘来飘，坏学生在讲堂上公然戏弄形容猥琐的老师，道貌岸然的将军借内部批判之名与夫人一起看有裸体镜头的禁片……然而这代人的悲哀，也在于推翻所有的偶像后，不得不生造出一个来。
　　“父亲恰逢其时的死亡，可以使我们保持对他的敬意并以最真挚的感情怀念他，又不致在摆脱他的影响时受到道德理念和犯罪感的困扰。”[8]这时候他们还未成为将要成为的顽主，他们不过是流氓和痞子，他们反抗权威，他们消解价值，他们嘲笑奋斗，他们歌颂自由，但如何拥抱这难得的自由，他们是不知道的，他们只是讨厌秩序罢了。还未成为顽主的王朔和他的朋友们，既享受这种挣脱链条的放纵与犯罪，又惶然在自由面前畏缩了。巴尔蒙特说：“我来到这个世界，是为了看看太阳和蓝色的原野。” 王朔和他的朋友们显然还不知晓太阳和原野的美好，这时候他们还不习惯贬低一切，“我从童年的方向，看到的永远是你的背影”。于是被他们亲手推倒的神主牌，又从仓库里倒腾出来供在龛里。最好的权威，是不会说话的权威。最好的理想，是只能缅怀的理想。
　　“我最大的幻想，便是中苏开战。因为我坚信在新的一场世界大战中，我军的铁拳定会把苏美两国的战争机器砸得粉碎。一名举世瞩目的战争英雄将由此诞生，那就是我。”[9]权威走向末路，英雄却从末路里走来，相比于王朔之后写的那些无聊的人做些无聊的事的现代悲剧，这个青春故事里的革命浪漫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或是这群末人的绝唱吧。
　　王朔和他的朋友们，对于文革有着一种难以道尽的复杂情感：那个时代是荒谬的，对此他不惜戏谑之笔；但是那个荒唐的年代里寄托着他们的热情与理想，这份羁绊牵连着那个环境，伴随了他们的一生。那个环境，那个特殊的年代和特殊的自由，再也回不来了，王朔和他的朋友们，不同于没有经历过文革的下一代，他们的或悲怆或激昂的青春被永远掩埋了，成为了不能说的秘密，成为了不存在的记忆。口径一致的文革集体记忆，更加深了他们的不信任，他们感到被孤立，成为自己时代的边缘人。既然记忆的真实遭到怀疑，他们企图回归现实，不过“当我们又聚在一起，旧日的情景便毫无困难地再现了”[10]。他们企图忠实理想，但是见识过纯粹的理想被真正的荒诞摧毁的人，很难不怀有一种怀疑一切的态度。至少，王朔是。
　　记忆是泛黄的，我们总这么说，姜文也许是知道这个说法，所以他的镜头带着暧昧的米黄色，他真诚地召唤那份暖暖的泛黄的记忆，所以在我看来，与私人书写的王朔相比，姜文企图捕捉的集体印象，更多了几分名副其实阳光灿烂的味道。
　　 “那是我一生中最美好的一天，晨风的抚摸使我一阵阵起了鸡皮疙瘩，周身发麻。我还记得有股烧荒草的味道特别好闻，可是大夏天哪来的荒草呢？但无论怎样，记忆中那年夏天发生的事，总是伴随着那么一股烧荒草的味。”
　　但是记忆又怎么能够如实？人心总有股不堪的力量，从潜意识里翻滚出来，窥探着你珍视的宝藏，增删甚至篡改了记忆，乃至把自己改变成一个自己都不认得的人。“说真话的愿望有多么强烈，受到的各种干扰就有多么大。我悲哀地发现，根本就无法还原真实：记忆总是被我的情感改头换面，并随之捉弄我，背叛我，把我搞得头脑混乱，真伪难辨。”于是我只能选择继续，怀疑一切，而又只能继续叙述。
　　那时的小说家都爱玩弄叙述陷阱，王朔与马原相比也高明不到哪，只是多了几分少见的真诚：叙述者“我”不厌其烦地跳到前台，提醒读者叙述之不可靠。故事的真实性在姜文的手里，更是荡然无存，余北蓓与米兰甚至会是同一个人。对于个体记忆的消解，为的是集体记忆的重构和时代氛围的营造，他告诉我们，这不只是王朔的故事，也不只是“我”的故事，这是那个时代贪婪地拥抱过自由的年青人的共同记忆。
　　尽管游离，那一代人终究还是把集体放在无法忽视的位置上，合群—失群，成为小说的电影的共同脉络。小说里第一次提到“我”的朋友们时，”心中充满有这么一群朋友的骄傲”,“立刻体会到一种高人一等和不入俗流的优越感”，清楚地显示了被这个集体承认，对我的重要性，那随后那种“脱离组织的孤单和落伍于潮流的悲哀”也就可想而知了。[11]
　　不只是打群架，与余北蓓和米兰的恋爱，也是这帮无聊的年青人的虚荣的延伸。“过我们混在一起时，只有打架才是我们感兴趣的。那时谁要和某个女孩子有点瓜葛，不但立刻威信扫地，而且肯定会遭到众人一致的羞辱甚至是一顿毫不留情的暴打，我们认为那是有失身份和玷污英雄气概的。”[12]但是当这些小孩儿懂得女孩的魅力时，他们已经将拍女孩视为自己在这个小集体中地位的证明。
　　与米兰相处时，“我”为了吹嘘自己，总是把别人干过的事情都安在自己头上，把自己扮成一个和自己年龄极不相称的胆大妄为的强盗；而把米兰介绍给朋友们时，“我”又极力想要显示出自己的强大，是用通常的方式结识并控制了这个"圈子"。
　　“几乎是从幼儿园男女儿童的耻鬓厮磨开始，我便不间断地更换钟情对象。”[13]故事的一开始，这段感情的真相就已经揭开：米兰究竟有没有和“我”谈过恋爱不再重要了，米兰是不是余北蓓也不再重要了，那个“她”，不过是另一个“我”青春期纷乱的情欲的投射所在。米兰的相片，在“我”的记忆里涂抹成了泳装照，那也无非是炎热的夏天释放了我对裸露的胴体的欲求，在这里，过抹了黑白的色彩，真真切切地变成了“我”的记忆。穿过记忆的甬道，阴影斑斓的走廊，仰视的镜头正打在“我”凶恶的脸上，“我”又好像自恋地表演着强大。“我”像个强盗毫无顾忌地闯入米兰的家，不由分说地将她压在床上，虚张声势的强壮，正揭露了内心的虚弱，于是淡淡一句“你觉得这样有劲吗”就戳破了气球，就像“我”曾经吹的那只。这段不值得怜悯的感情没有再继续，“我”残酷的成人礼完了，“我”的青春也结束了。影片最后，“我”想要游回泳池边上，却一次次地被踹回水中，“我”终于失了全部资本。
　　“有时候一种声音或是一种味道，可以把人带回真实的过。”一种声音，一种味道，准确标记了一段记忆，那是我们难以寻到的声音和味道，比如妈妈的味道，那是我们难以寻到的记忆，比如篡改得面目全非的青春。记忆中的青春总是美好的，时光如水冲淡了苦，只留下可堪回味的涩。难以寻到，要比寻得到好，至少那你就不会得到这个残忍的回答：我们回不了。
　　“我还记得有股烧荒草的味道特别好闻，可是大夏天哪来的荒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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