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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窃听”是影视剧中经久不衰的一种故事桥段。一部分人在秘密谋划一件事情，另一部分人通过上不得台面的方式，预知了对方的谋划，并假装毫不知情。
　　 这种桥段天然地存在着戏剧张力，一方打明牌，一方打暗牌，在陷阱中再设陷阱，为情节的反转留下了许多的可能性。而且“窃听”不是“偷窃”，它不像后者在目标的诉求上有非常现实的载体，窃听者追求的是更为抽象的利益，比如控制力、情欲、或者从心理源头上对被窃听者造成毁灭性的打击的可能性。
　　 而“窃得”的内容，多是一些个人隐私、或不可告人的秘密。可以说，所有的核心要素和驱动情节的动机上面，“窃听”都比一般的故事情节更具有优越性。
　　 香港TVB的电视剧，几乎每部都会涉及到偷听情节，只要说话一大声，偷听的人，无论隔多远，都可以听到他想听的内容。比如2009年的那部《掌上明珠》，电视剧中的偷听简直称得上猖狂，几乎没有一个人说话不被别人听见的。年开播的《大太监》，也未能免俗，太监总管陈福偷听西宫太后慈禧的谈话，才得知待罪妃子婉太嫔所生的小阿哥夭折一事是另有隐情。
　　 大陆的清宫戏中也有很多“顺风耳”，这是最原始的不带任何技术门槛的“生物性窃听”。而且通常都是由丫鬟或者是太监来完成，他们通常是某个幕后大佬安插在某个阿哥或者是娘娘边上的眼线，心机缜密、神态鬼祟。
　　 窃听成为了一种推动情节和使得主要人物计谋败露的，最简单有效以及合理的一种手法。而其背后所表现出的，也是创作者们试图竭力营造的杀机重重、讳莫如深的皇宫生活。多少淳朴的中国观众，看到这种埋伏在暗处的窃听者，都会恨得牙痒痒，并且在担忧主角的命运和等待次日才揭晓的悬念里，度过一个难眠夜。
　　 中国的谍战剧，也热衷于用窃听的方式来表现双方的谍战计谋，就像在电影《风声》中，特务处处长王田香把一众嫌疑人软禁在裘庄，通过各种相互施压的方式，试图揪出内鬼。而他最基本的招数之一，就是窃听其各自的谈话。
　　 不过窃听者的风险在于，当你面对的也是窃听界的专业人士的时候，就有可能会被对方刻意释放的虚假信息所误导，而窃听本身对于隐私信息获取的理论上的可靠性，也会蒙蔽了你的判断力。就像王田香最终还是被吴志国和顾晓梦上演的一出“互咬”的好戏所欺骗。
　　 在故事的立意上，近几年非常火的《窃听风云》就走得更远了一些。影片中的三个情报科警员，面对窃听到的金融交易内部信息，表现出了非常矛盾的态度。不过这部电影在窃听本身的反思性上浅尝辄止，影片的出色更多还是体现在了话题的现实性和对于金钱诱惑下的疯狂人性。
　　 《窃听风云》的导演麦兆辉说：“不敢把当今香港警察部门真正使用的窃听技术拍出来，生怕那些高科技的手段让观众没有安全感。”这种顾虑就使得影片对权力机构侵犯隐私的批判性上不战而退，比起托尼.斯科特在1998年拍摄的那部讲述国家机器追踪一个小小市民的《全民公敌》来，自我矮化了一截。
　　 不过也正因为此，《窃听风云》的道具组选择到市面上买更加草根的窃听器，结果在深圳华强北，他们买到了打火机窃听器、麦克风窃听器、手机窃听器……这些五花八门的窃听工具，居然都是生活中最普通不过的日常用品，这一事实本身制造出的恐惧感是《窃听风云》的意外收获，它让很多观众惴惴不安，也直接带火了市面上的窃听器生意。
　　 更有意思的是，影片中的三个情报科警员不仅要应付日常的窃听工作，其中梁俊义还受上司之托，窃听其出轨的女友。然而实际上，给上司带绿帽的人，就是梁俊义自己。窃听者装窃听器来窃听自己，这样的故事想想就觉得有些荒诞了。
　　
　　窃听者的困惑
　　
　　 对窃听的表现如果仅仅是围绕窃听技术所带来的信息不对称，那么这永远只是一个爆米花题材。当美国政界爆发了“水门事件”之后，实际上，对于尼克松总统的褒贬不一的看法引发了人们开始思考：对于高科技的过分依赖，会不会使得这些科技带给我们的改变和我们原有的道德责任有强烈的冲突？
　　 就是在这段时间，弗朗西斯.福特.科波拉导演开始酝酿《对话》（The Conversation）的剧本。影片讲述的是一个名叫科尔的窃听工作者，陷入了一桩谋杀阴谋中，并且发现自己的生活也已经被人所监视。
　　 这部电影的最大优势是将叙事的重心聚焦在了窃听者本人的思想挣扎上，并且在窃听和被窃听之间，做了身份的转换。科尔虽然是一个职业窃听者，以窃取他人的隐私为生，不过他在潜意识里有某种罪恶感，认为自己的工作有渎神明，所以从不敢在自己的口中出现“上帝”这个词。
　　 作为一个窃听者，科尔深知隐私是多么重要又是多么脆弱。因此他不喜欢和他人有过亲密的来往，家门上有三道锁，从不接听电话，甚至和他的情人保持足够的距离。所以当他突然得知被人窃听时，他的恐惧感达到了极致，也感染了观众。
　　 影史上更着名的一位困惑的窃听者是东德的维斯勒，他的困惑是对体制的困惑。维斯勒是电影《窃听风暴》（The Lives of Others）的主角，是斯塔西的特工，是“党的强盾与利剑”。（“斯塔西”是全世界最强大的情报机构，它一度拥有令世人望而生畏的力量——90000名机关人员、120000名谍报人员、1000名专职电话窃听人员和2000名邮件秘密检查人员，它监控了1800万人中的600万人。）
　　 维斯勒的性情冷静得近乎冷酷，没有私生活，这样的人才似乎是专为窃听这份事业而生。作为森严恐怖的国家安全局的一名特工，他像一部机器一样，忠实履行职责，丧失一个人起码的个性和情感特征。
　　 不过窃听剧作家德瑞曼和他的演员妻子克莉丝塔的任务改变了维斯勒，更确切的说，是艺术和人性的圣光改变了他。德瑞曼在家弹奏起《献给一个好人的奏鸣曲》，弹完后，他对克莉丝塔说：“你知道吗，列宁听完贝多芬《热情奏鸣曲》后说，如果我一直听这首曲子，革命就不可能成功。那些听过的人，我是指真正用心聆听的人，难道会是坏人吗？”
　　 维斯勒耳朵上戴着窃听器，却被这首曲子震撼的泪流满面，他的良知在萌发。也许每一个窃听者都会像维斯勒那样，坐在监控室中，感觉到这世上唯有他监控的对象是如此真实，而自己的存在就像虚无。
　　
　　作为一种交流方式的窃听

　　 王家卫早就发现了，窃听者本身所具有的抽离感和虚无感，以及在信息交流上的单向性，特别适合于表现城市人群的孤独。这是“窃听”戏在更广泛的人类学意义上的延伸。
　　 就像1997年上映的《春光乍泄》中，张震饰演的小张患过眼疾，但听觉却异常敏锐，他窃听到的，就不只是信息了，还包括人们隐秘的情绪。
　　 比如小张在酒吧里和黎耀辉对话，小张说：“我在听那两个人讲话。”“那么远也听得到？”黎耀辉问他。“还好啦，不懂他们在讲什么，等一下就会打架了吧。”然后那边两个人就真的打起来了。
　　 “窃听”在王家卫的电影里，往往是意味着一种略带畸形又不得不为之的生存和发泄手段，但它打破的是现代人难以进行内心交流的无奈。有些创作者甚至设想出一些更离奇的“窃听”手段来给世界制定一个极致的交流规则，比如某种“特异功能”。
　　 梅尔.吉布森在电影《偷听女人心》（WhatWomen Want）中所饰演的角色，就因为在浴缸中洗澡被电击，结果拥有了一项特异功能——可以窃听身边女人的心声。这就非常超现实地打开了一扇男性与女性的直接对话的大门。
　　 而日本电影《被偷听的人》则刚好相反，主角里见健一拥有的特异功能是他心里所想的东西在10米内的人都能清楚听到。这是一个更有趣的设定，也就是说，面对他，每个人都成为了窃听者，都可以窃听到里见健一的隐私。
　　这些关于“窃听”的电影，其主题都是表现这个世界的复杂，人与人之间的理解障碍，而一个表里如一，直言不讳的人却不被世界所荣，看清一个人的方法，似乎只能通过窃听。这种近乎变态的交流规则，也理所当然地会被一些情色电影所用，并且深得患有沟通恐惧症的宅男宅女们的欢心。
　　好比《被偷听的女人》（man,women and thewall）中所刻画的杂志编辑阿凉，他搬进新家后，偶然发现原来可以听到隔壁房间少女杉浦五月的声音，于是渐渐的，窃听杉浦五月成为了阿凉每天的生活习惯。
　　 他可以清晰地听到杉浦五月打电话、沐浴、以及与男友小西雄太做爱。藉由听觉，阿凉创造了一个与现实存在不同、视觉所不能及的浪漫世界。 慢慢地，阿凉买来了各种窃听器，他和杉浦五月之间的墙在逐渐地崩解……
　　 不过在用窃听器窃听的时候，阿凉发现了小西雄太的一个秘密。原来小西雄太也早就在杉浦五月房间里安装了窃听器和摄像头，他最喜欢做的事就是用恶作剧和监视，将杉浦五月玩弄于股掌之间。先冒充别人打电话恐吓杉浦五月，等到杉浦五月向自己求救时，他再来和女友做爱，享受这种变态的快感。
　　 小西雄太的阴谋最终被阿凉揭穿。实际上，这部电影就是一个温和的小变态打败了一个居心不良的大变态的故事，最后杉浦五月明白了阿凉的心意，并不能免俗地主动献身了……
　　 其实作为观众，我们很容易就可以发现，自己对窃听的态度是比较有容忍度的，它不像安装微型探头偷窥那么直接，只是适当地给予了一些压迫感。而这种程度上的侵犯，用来表现人物对沟通的渴望是较为温和的。
　　 对于窃听的解读，从不同的意义上，构建出了很多迥异的叙事类型。人们沉迷于窃听所营造的悬念中，也会对窃听者的职业感到同情和唏嘘，更多时候，窃听还满足了我们自身对于窥私和掌握他人生活的小邪念。总之，现在已经有了，并且也会继续出现很多的窃听戏，虚构的、或改编的、或真实的，而我们其实怎么也看不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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