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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别离》的悲剧原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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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长串阿拉伯字母伴随着音乐升上屏幕时,电影就到结尾了。整部片子只有结尾处才有配乐,钢琴淡缓,纳德和西敏一左一右,一前一后,人来人往以及电影于此的真实时间,将等待拉得漫长起来。
  结尾处理得很妙,特梅究竟是选择爸爸还是妈妈影片不再交代,而是以黑幕留白。其实不论特梅选谁,悲剧早已拖垮了两个家庭——虽然两个家庭中的每个人都曾试图避免不幸的发生,可当每个人的努力纠缠在一起时,却形成一股巨大的悲剧力量,最终无情地裹挟了每个人。
  悲剧的开始和高潮都是由两个母亲“造成”的。不过,悲剧并非由两位母亲的过错所铸,而恰是对女儿的爱推动了这一切。她们都试图避免不幸降临到自己女儿的头上,但躲避得愈迫切,酿成的悲剧也愈苦。
  西敏为了女儿的成长环境提出要移民,纳德不愿意,于是西敏回了娘家。正因为西敏的离开,父亲无人照顾,抽屉里的钱被付钢琴搬运工的工钱纳德却不知,而这两件事间接导致瑞茨被撞,纳德推壤瑞茨;眼看两家的官司就要私了时,瑞茨却因为笃信伊斯兰教,害怕自己言词不实让女儿遭受到神的惩罚而不敢收钱,债主临门却无力还款,这是压倒哈特德的最后一根稻草,疯狂砸车的发泄后,两家人也都走到破碎的边缘。
  至于悲剧中的两位父亲,表面上看因为纳德不肯移民也不愿离婚导致西敏离家,哈特德长期失业欠债导致瑞茨有孕在身仍出工作。但随着人物的辩白我们得知,纳德是因为无法离开患有老年痴呆的父亲才进退两难,而哈特德也不是懒惰堕落,他在鞋厂辛苦工作十几年突然就被解雇,多次在法庭讨公道无望,巨大的生计压力甚至让他服用大量的抗抑郁药度日,之后也因此异常激动得坚持要求纳德赔款。
  整部电影基本以人物对话推动情节发展,在一场场各自的竭力辩白中,我们看到了每个人的无奈——西敏和瑞茨为了女儿和丈夫,纳德为了父亲,哈特德为了妻儿,每个人都因为爱别人而坚持己见,但愈是坚持己见,结局就愈发不可收拾,甚至连两个无辜的女儿也被卷入其中。特梅不愿意父母分离所以留在父亲身边,因为她知道母亲舍不得离开自己,所以只要自己在父亲身边,母亲也不会离开父亲。瑞茨女儿也向纳德替母亲解释擅离职守的原因是看病。但随后我们可以看到,女儿们的努力都起到了雪上加霜的作用——纳德更坚持认为西敏不会离开自己而不与西敏沟通,纳德得知了瑞茨的向从而推断瑞茨流产不是自己推攘所致,最后付款时向虔诚的瑞茨提出指着古兰经发誓的要求。
  用亚里士多德的话来说,这是群“不应遭殃而遭殃的”人,他们的祸不完全自取,因为作为整场悲剧的两个关键因素是老父亲(因患老年痴呆,已丧失人的个性和主动性)和车祸,而这两个都是不可控的,在这两个不可控因素的推动下,个人怀着各自的苦衷上场,每一份分内的努力都加增了悲剧性。但正如亚里士多德所分析的那样,悲剧中,除了祸不完全自取外,悲剧人物“在道德品质和正义上并不是好到极点”,他们因为某种过失或弱点,使得祸也有几分自取。
  影片中,除了瑞茨女儿每个人都撒过谎。最明显的莫过于纳德为了不坐牢而撒谎说自己在推攘瑞茨时不知道对方有身孕;特梅虽然知道父亲撒谎但面对法官的询问时仍撒谎偏袒纳德;哈特德在厨房里极力压制情绪让瑞茨撒谎拿钱;而瑞茨虽然最终承认自己无法确定流产是否是纳德推攘所致,但之前她是坚持着的,所以也是撒过谎;至于西敏,早就察觉纳德知道瑞茨有身孕但一直未拆穿,所以也是帮助纳德撒谎。
  但如果将悲剧的原因仅仅归结到大家撒了非恶意的谎言上,那就是停留在表层现象上了。《一次别离》悲剧的真正内核在于责任层面上男性的缺失与女性的越位。
  对一个男人来说,他所肩负的责任是多且重的,既面向社会也面向家庭。
  对于纳德,面向社会时他勇敢无畏,官司期间,他不同意西敏想要赔款的行为,甚至指责她胆小逃避不像自己会直面战斗,但当他面向家庭时,就不如自诩的那样了。伊朗的文化下,男人要负责的不仅是自己的家庭,还有父母的家庭。纳德对患病的父亲照顾有加,完全担负起作为儿子的责任,但作为丈夫和父亲时,纳德的责任显然有所缺失。影片一开始西敏透露签证还有40天就要到期了,很显然之前两人就为移民问题争论不决,西敏应该是先斩后奏地申请了签证,希望用签证的期限来迫使纳德作出反应。从此细节就可以看出,平时生活中纳德作为丈夫并没有担负起主动沟通、体贴妻子的责任,面对和妻子西敏的问题他总是喜欢逃避,法庭中他的态度都是用类似“我说过了,如果你不想跟我过,我也不会强留”的话来表达的,拒绝沟通的态度可见一斑。
  其实,移民问题和照顾父亲并不是矛盾到无法解决的,如果纳德愿意真正体贴西敏的爱子之心和西敏平等沟通的话,两人都可以作出让步,比如等特梅在伊朗读完初中再移民之类的(影片中特梅在读六年级)。面对女儿特梅,纳德本应是个坚强重诺的父亲,但他却一次次地言而无信,不论是被女儿当面拆穿他不知道瑞茨怀孕的谎言,还是本来答应接爷爷和西敏一起回家最终只搀回了爷爷。纳德作为一个父亲高大的形象慢慢地被这些食言所解构。
  对于哈特德来说,面向社会他是个底层贫民,失业在家,无力偿还债款。一开始他也为自己的失业努力讨说法,但在漫长的官司后他被轻易打发,这样的打击使他一蹶不振,本应继续努力找新的工作却因意志消沉而多谩骂,最近一次的工作机会还是瑞茨给他介绍的。面向家庭,哈特德作为丈夫也没有承担起供养、保护家庭妻儿的责任。甚至自己被投入狱也要靠瑞茨向债主求情才得释放,他无力负担家庭的生计,瑞茨因此偷偷工作以致流产。
  无论是纳德还是哈特德,二者都或多或少缺失了自己应担负起的男性责任,这些缺失就像是整场悲剧的催化剂,在无形中左右了每个人,而其中最直接的就是导致了责任层面上女性的越位。
  对于纳德主动沟通和体贴的缺乏,妻子西敏的反馈则是以退为进。虽然表面上看西敏是离家逃避,但实质上却是西敏赌气地以此博弈,就像之前先斩后奏的签证一样。西敏作为妻子,更应关注的是家庭成员内部的问题,虽然纳德过多地将家庭的责任分给父亲,无形中加重了西敏对父亲的疏离,但西敏也不应越位转目于家庭发展的问题。因为这本该是由丈夫所主导的,即使纳德在此有所缺失,西敏该做的不该是越位,而是要提醒纳德回归与正视,担负起他的责任来。
  同样的,瑞茨也越位了。哈特德缺失了自己维持家庭生计与保护妻儿的责任,瑞茨的反馈却是瞒着哈特德工作。在伊朗,女子工作是要经过丈夫同意的,这一明显的越位行为经事实证明是非常危险的,它不仅没有解决生计问题反而让瑞茨失了腹中的孩子。瑞茨作为哈特德的丈夫,想要分担他的痛苦,但并不应靠越位来代哈特德承担本应是他担负的责任,瑞茨要做的是鼓励和扶持哈特德本人,帮助他重新振作起来。当然生计问题是迫在眉睫的,但也不是非得瑞茨顶上不可,比如一开始瑞茨知道看护工作的时候就告诉丈夫,让丈夫来应聘的话,也就不会有后面纠缠的种种了。
  不过,女性越位也不完全是男性责任缺失所导致的,有时候,女性的越位反作用于男性,致使男性更加逃避,这一点在纳德和西敏身上就很能体现。纳德和西敏争执移民问题时,纳德总问西敏为什么要自己拿主意而不顾女儿的意见,西敏的回答是特梅还小不懂事,而之后的情节中,我们知道特梅其实非常懂事。所以当女性的越位成常态时,这份咄咄逼人也会让本就缺失责任担当的男人更加逃避。
  如果说《一次别离》悲剧中的“祸不完全自取”在于老父亲和车祸以及个人对家人的爱的话,那“祸有几分自取”就在于责任层面上男性的缺失与女性的越位,而这也是悲剧的深层原因。
  《一次别离》的悲剧不是爆发式的,它静静地埋在人物之间的对话中,于大段大段的人物辩白中生长,最终纠缠成巨大的悲剧之网,将两个家庭一步步拖进深渊,而结尾处人来人往的走道里,纳德和西敏各坐一边等待的结果则是悲剧的最后一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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