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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11》半自传体影像中的青年文化性表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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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11》,一部承载着王小帅鲜明个人风格的半自传体电影,是被称为王小帅导演自传三部曲中的最近上映的一部。作为第六代导演中的代表人物,王小帅
   《我11》中依然将目光对准社会中普普通通的小人物,电影中的故事发生在1975年的西南地区的三线建设兵工厂,主人公王憨一家,是为了衣食住行这些基本问题劳累奔波的边缘化人物。影片延续了王小帅的纪实性风格,影片中多用同期录音、跟镜头、实景拍摄、长镜头等手法,通过琐屑、杂乱、日常的边缘人生活状态,还原了文革时期一个三线建设工厂的人民生活状态时景。以一件白衬衣的争取得到、突然失、迫切找回、最终赠送为叙事线,其间穿插着父亲意味深长的教导、母亲严苛仔细的挚爱、同伴们在压抑现实下的玩乐,以及老谢一家三口在无可奈何下悲惨的人生。
   这部影片被认为是王小帅近几年来最“易于观看”的一部,因为儿童视角的主导,使得影片总体较为明快,观影带入感也更强(相较于《青红》的压抑氛围)。在这片文章中,我将从影片所展现出的青年文化性表征着手进行分析。
   青年文化性,由美国社会学家伯杰曾提出,他认为具有青年性的人总是倾向于冲动、本能、精力旺盛、敢于探险、轻松活泼;还没有养成掩饰技巧和习惯。青年文化总是崇尚感性感觉、激进、标新立异。《我11》中就表现除了鲜明的青年文化性。
   (1)从主体人物定位的角度来看
   影片以11岁的王憨为主人公,学校、伙伴是王憨及他的几个小伙伴生活的必要组成场景,在大多数时候,儿童甚至青少年更像是“历史的缺席者”或被放逐者,他们是被人忽视的一族,只有在成年人不在的时候他们才能成为“自己的主人”;青少年的主要职责似乎只是接受社会的教化。但《我11》描写的正是11岁的王憨这一代所经历的“文革”,他们眼中的“文革”,赋予幼稚的灵魂以独立的话语权,将“文革”对于三观尚未形成的普通少年的深刻影响。当王憨问父亲,“为什么非要市里上班?为什么不能像妈妈一样在工厂里上班”时,父亲的回答是,“大人在哪里上班,不是大人自己所决定的。”父亲一直规劝儿子王憨自由自在生活的唯一途径就是绘画,在屋子里想画什么就画什么。从父亲必须市里上班的境遇中,从教导儿子学绘画才得以自由的现实中,王憨逐渐看到了人们在强大的意识形态和政治高压之下,几乎不会有反驳抗争的念头意识的社会现实的本质。而自己也正是在父母无奈命运中束手长大,从似懂非懂地观看世界到有力无力地参与世界。
   (2)充分的显现了感性文化的崛起及年轻身体渴望冲破禁锢的渴望
   A.身体的地位是一种文化事实。
   中国的“文革”时期,压抑身体和本能欲望是主流,在服装文化上则是泯灭性别的清一色草绿色军装。影片中,少有有特色的”奇装异服“的出现,但导演却从个体出发,从微小出发,进行着有力的对抗和讽刺。王憨渴望得到的白衬衣、下雨天与谢觉红独处一室的朦胧换衣场景,这些都是导演透过电影发出的无声法抗。
   B.“身体受伤”意象的表现
   与很多第六代导演相似,为了张扬身体的解放,王小帅在影片中使用了许多“身体受伤”的意象,谢觉红被强将、觉红的哥哥为了妹妹杀了强奸犯、觉红哥哥被追捕时受伤、因阿福而起的两起群架等,这些暴力镜头和意象,蕴含了“身体受伤、渴望解放”的青春伤害主题。
   (3)影片充斥着成长的母题及成年的仪式
   11岁的王憨经历着生理上的成长,例如,在双杠上寻求发育时期的自慰,开始第一次遗精。对其生理成长影响最深的两次当属看到父母的做爱和觉红的身体。导演王小帅在描述这两个段落时非常细腻。第一次看见父母做爱,王憨心理是复杂的。却不知该怎么办,只有翻过身继续睡觉。这场戏实际是王憨生命中重要的一次性教育。另一场王憨与觉红同处一室的戏,当时王憨父子与那两位知青父女路上偶遇,突降暴雨,父女二人便邀王憨父子到其家中避雨。王憨被觉红领到另一间房,两人分别脱下自己被淋湿的衣服;此时在客厅开始传出老谢对王憨父亲的大声哭诉,伴随着对现实的无力控诉,王憨开始有意识地偷窥正在换衣服的觉红。远处咆哮的喊、近处萌动的看———导演用“一动一静”的对比交待了王憨在生理和心理上的双重变化。同时,在影片的末尾交待了父母发现王憨在内裤上的遗精,也说明王憨终于下迎来了自己终于到来的“成长”。
   少年的成长需要离弃母体和群体。王憨与其他三个伙伴共同玩耍,形影不离,可发生在他们中间的两件事对王憨的成长、心理的成熟、朋友的理解产生了重要作用。一件是河边洗澡丢失白衬衣,王憨出于不信任翻了伙伴的书包,并与他们争吵打斗,导致最后伙伴们与他隔绝。另一件是,四人约定保守杀人犯隐藏在树林中的秘密,但是小老鼠却没有遵守诺言,背叛了他们,告诉老师这个秘密。伙伴关系的微妙变化,甚至小群体中出现的背叛,都折射出主人公涅盘的成长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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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年的成长需要特定的生死考验甚至他人的生命献祭,影片中王憨两次目睹和听闻死亡,第一次与小伙伴们在河边看到警察将强奸犯的尸体从河床上打捞上来,在好奇与胆怯中,他们远距离的观察了死亡,揣测着,感同身受着。在这一次的死亡体验中,王憨更多的感受是胆怯与恐惧,是对死亡的敬畏。第二次,也就是影片结尾处,在宣布死刑的刺耳广播声中,王憨与小伙伴们正朝着刑场奔跑,但王憨却突然停了下来,表情迷茫。王小帅通过这跑动和停止的一瞬表达了男孩的成长,王憨在追逐暴力、恐惧与刺激的刑车时突然止步,正是跟那个年代的暴力行为说再见。
  (4)“寻找”母题的贯穿
   第六代导演总是在电影中使主人公不断追求寻找着什么,王憨在片中与白衬衣相伴相生,导演以一件白衬衣的争取得到、突然失、迫切找回、最终赠送为叙事线。。因为一件白衬衫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缘由是王憨第一次被老师选中做领操,老师建议他穿着新衬衫上台,但在物资极其缺乏的年代,王憨的母亲却难以轻松地拿出布票来给王憨做一件新衬衫。最后母亲迫于儿子坚持与老师压力,勉强连夜赶制出一件新衬衫。对于王憨来说,新衬衫不仅仅是作为领操的一种骄傲,更是对于母亲伟大母爱的一种体会,对于家庭艰难的一次深度认识,对于社会物资缺乏的一种深切感受,这些更应说是王憨成长之路的痛。可是在河边晾晒衣服时,杀人犯谢觉强却偷走了白衬衫,深知白衬衫得来不易的王憨选择跟踪杀人犯。但谢觉强却不愿归还他的白衬衫,还要挟他不能说出他的行踪,否则就要迫害他全家,出于诚信与善良,王憨之后也并未说出谢觉强的下落。谢觉强的出现,是对王憨信守诺言的一次考验,也是对王憨家庭责任感和胆量的一种锻炼。之后,谢觉强还寄给他一件新衬衫,这使王憨乍然领悟,即使是罪犯,诚信也
  是一个人最基本的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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