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视台词 > 影评 > ：《慕尼黑》好莱坞的恐怖主义再现是由一生祝福网(www.13zhufu.com)为您精心收集，如果觉得好，请把这篇文章复制到您的博客或告诉您的朋友，以下是《慕尼黑》好莱坞的恐怖主义再现的正文：

　　 在2001年的“911”事件发生之后，“反恐意识形态”在美国政府的倡导之下，已然成为了后冷战之后的全球主导性的意识形态，与之相对应，在好莱坞电影等大众文化的再现中各式各样的“恐怖分子”自然成了叙述结构中所必不可少的反面角色。
　　 不过历史上最早一次被命名为“恐怖主义”的事件并不是911，而是可以追溯到1972年9月5日发生的“慕尼黑惨案”。“慕尼黑惨案”是于第二十届夏季奥运会举办期间，发生在西德慕尼黑的一次恐怖事件，策划者是巴勒斯坦武装组织“黑色九月”，袭击对象是参加奥运会的以色列代表团，由于德国警方的应对失误等原因，最终以色列代表团11人全部身亡。时隔多年，好莱坞名牌导演斯皮尔伯格经过10多年的精心策划，终于在2005年将这次事件搬上了好莱坞的大银幕，下面我们就从这部名为《慕尼黑》的影片入手，尝试分析“恐怖主义”在好莱坞主流影片中的再现。
　　 关于这部影片，我们首先不得不思考的问题是导演对整个故事的叙述角度的选择，换言之，是主人公的身份问题，对于上述发生在奥运会期间的慕尼黑惨案的讲述，斯皮尔伯格出人意料地既没有选择巴勒斯坦武装组织“黑色九月”的成员，也没有选择以色列代表团被害的运动员来作为故事的主角/叙事者，而是选择了一名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的特工来串起整个情节叙述，这一安排本身就十分耐人寻味。这首先涉及到另一段（较少被讲述的）历史，即在慕尼黑惨案发生之后，以色列进行了相应的复仇行动，在铁娘子梅厄夫人的主持下，集结了由情报特务局（简称摩萨德）特工组成的“死神突击队”，对黑九月幕后成员进行暗杀报复，行动代号“上帝的复仇”。导演选择这一段后续的复仇的故事，而不是观众通常所期待看到的“慕尼黑惨案”本身来作为影片主要讲述的对象（“慕尼黑惨案”在影片中只是以闪回的方式作为一段“前史”进行了简要的展现），他的用意何在？是否可以看做是对这一段较不为人知的历史的批判性反思呢？笔者个人认为，恐怕不能过分抬高这部好莱坞电影，我们应该充分考虑到作为一部主流的好莱坞商业电影，其最主要的功能在于“盈利”，而主要不是意识形态宣传，更不可能是对历史的批判与反思——这就决定了影片在选择叙事者时，首先要考虑到的是如何获得最广泛观众群体的认同，如果连观众对主人公的身份认同都无法做到的话，这部影片在商业上的失败将是可想而知的。由此看来，影片没有选择巴勒斯坦的激进组织的成员（今天所谓的恐怖分子），也没有选择以色列的被害人质，而是“舍近求远”选择以色列特工是完全在意料之中的再现策略。况且，这位以色列特工Avner的确是完全符合一般主流商业大片对主人公的要求，即白人、中产、男性，而且还有德国血统（从长相上也更趋向于西方人），这样的人物设置无疑可以在最大程度上获得西方主流观众的身份认同，这为这部商业电影打下了票房成功的基础。可以说，一部影片对主人公/叙事者的选择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先在地决定了这部影片在意识形态表述上所可能拥有的位置和方向，一部以白人中产男性为叙事者的影片在叙述过程中很难超出西方主流文化或政治的既定框架，而像《天堂此时》那样从非西方世界的“恐怖分子”角度来进行叙述，只能是少数反主流的独立/艺术电影的突破性尝试，对于主流影片而言这样的叙述者设定根本不可能成立。
　　 如上所述，影片选择了一位白人中产的以色列特工作为故事的讲述者和主要参与者，这已经决定了故事不是要客观记录以色列情报机构对巴勒斯坦组织的血腥复仇行动，而是要以一种好莱坞典型的叙事策略——展现（白人中产的）“个人”如何偶然遭遇“历史”,其命运在历史事件中如何起落沉浮。换言之，《慕尼黑》这部电影整个叙事的重点并不在“上帝之怒”这一历史/政治事件，而在于Avner这一“个人”如何面对他所不得不接受的“任务”。在这一过程中，“核心家庭”这一好莱坞的永恒主题再次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如果说关于Avner这个人物有什么突出的性格特征的话，那无疑就是（影片不厌其烦地凸显出的）他对家庭（妻子和孩子）的无线热爱，影片的全部情节张力就来自于一方面是对国家的责任，而另一方面是对家庭的责任这二者之间的矛盾和冲突。
　　 至于本应该大书特书的复仇行动本身则被尽可能的弱化和柔化，虽然也不乏血腥和暴力的镜头，但是这些场景被夹在温情脉脉的情感戏之中，失了其被应该具有的批判力量。对于具体杀人经过的再现，影片所强调的也不是杀人过程的恐怖与血腥，而是主人公Avner和他的团队对于“杀人”这件事的陌生和稚嫩，反复突出了一个主题，那就是主人公和我们（观众）是一样的人（中产阶级的善良公民），虽然接受了国家的命令，但是主人公还是不善于、不敢于、不情愿杀死一个个生命，突出的无非是人道主义这一老生常谈的主流价值或想象。
　　 可以分析一个具体的段落：在一次行动中，主人公及其团队本来想通过遥控装在电话里的炸弹，暗杀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一个头目，可是在行动时却出现了意外情况，该头目的小女儿突然返回家中，代替他父亲接了电话——一个十分残酷的灾难即将发生，特工如果按下遥控炸弹的按钮就将把小女儿和他的父亲一同炸死——可是影片并没有现实这么残酷，接下来的情节是典型的好莱坞商业电影的场景(从格里菲斯起的“最后一分钟营救”），镜头在急速往车上奔跑的男主人公和车上即将按下炸弹的特工的特写镜头间快速的交叉剪辑，以此增强观众的紧张感，然而（正如其他所有主流影片一样）主人公在千钧一发之际最终赶回了车旁，阻止了这一悲剧的发生，最后任务也得以顺利完成，只炸死了他们所要追杀的头目，而其他无辜者则幸免遇难。这不得不说是影片中一个激动人心的段落，但是其感动人之处却是建立在现实的谎言的基础上，因为历史事实证明以色列情报局摩萨德在暗杀行动中有大量的无辜者受到杀害，却并没有一个像Avner那样的“英雄人物”在最后一分钟奇迹般地拯救他们。
　　 最后要补充说明的是，这部影片并不是完全没有任何反思和价值的爆米花电影，影片当然体现了导演对历史问题的思考和体认，只可惜的是，这些反思归根到底没有超出人道主义或曰人性的范围，比如说杀人是否正义？在什么情况下可以复仇，要以何种方式复仇？对国家的忠诚能否凌驾于个人的伦理道德之上？……等等诸如此类问题都是一般性的、普泛性的问题，而不是对慕尼黑惨案这一具体的历史/政治事件的反思，影片结尾处主人公与摩萨德领导人的对话，充分点出了本片的主旨，即普通人在国家政治斗争中的身不由己，或者说是夹在对国家的无限忠诚与个人的人道主义伦理底线之间的困惑和无力。在看完这部影片之后，观众也许能增加些许对人性的感叹，但是并未能增加对慕尼黑惨案以及其背后巴以冲突的复杂的国际地缘政治历史的体认和思考，简言之，未能真正进入和触摸那段历史，影片也因此沦为了对主流价值的再次书写与确认。
　　 而以《刺杀本拉登》为代表的另一些好莱坞电影则与《慕尼黑》这类常见的现实主义情节剧式的再现方式有所不同，可以作为好莱坞电影处理恐怖主义问题的第二种叙述策略。这部由历史上唯一一位获得奥斯卡奖的女性导演凯瑟琳?毕格罗指导的作品，直接处理了追捕最为“知名”的恐怖分子“本拉登”的这一敏感题材，然而故事的讲述方式却与《慕尼黑》大相径庭。简而言之，《刺杀本拉登》并未选取某个（中产阶级）主人公作为观众的认同对象与情感来源，而是采用了类似纪录片式的纯粹外在的、“客观”的视角来呈现整个追捕过程，影片的对白使用非常节制，使用大量的空镜头来进行情感渲染，由于影片并未加入任何对主人公或是911等相关历史事件的说明和解释（《慕尼黑》中则有不少），观众除了直观地欣赏影像之外，无法获知任何与恐怖主义相关的知识，影片也因此完全隐藏起自身的主观判断，不对追捕本拉登这一漫长而暴力的行动进行任何评价，也未对911事件进行重新的反思，似乎影片的全部意义只在于记录一幕幕震撼人心的战斗场面。这种再现策略显然也是主流电影对自我的一种保护措施，对敏感事件不做褒贬保证了影片在意识形态上的安全性，保证了影片在主流观众中的顺利接受，对于这种影片来说，恐怖主义或反恐行动本身已经失了其全部意义，整个历史事件被架空，或者说是被“审美化”了，反恐行动成为了影片以阿拉伯世界的异国情调以及血淋淋的战争场面展示其高超、唯美的电影语言的一个叙事的借口。
　　 无论是《慕尼黑》还是《刺杀本拉登》，都囿于主流文化的逻辑框架，无力真正面对和反思恐怖主义，但有趣的是，这两部由名导演执导的影片都未能获得奥斯卡奖，从这一点反观，相较于极端保守的奥斯卡奖的评价委员会，这两部影片已经可以算是激进和批判性的了——恐怖主义与反恐行动的历史虽然经过了重重过滤和柔化，但是毕竟在影片中还是成为了可见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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