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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本文从精神分析美学出发，对电影《孔雀》中的弟弟角色进行了细致的解读。指出了他因父权的强大和母亲的实际缺失而遭致被“阉割”的命运，以及通过对命运的抗争和自我救赎进行的“反阉割”的失败。这二者则共同建构了一个男性成长经历叙述文本。
　　关键词： 《孔雀》 精神分析 “俄狄浦斯”（“恋母”）情结 阉割
　　
　　1895年底，卢米埃尔兄弟在巴黎大咖啡馆首次公开放映了他们的电影，电影正式诞生；次年，弗洛伊德在其着作中首次使用了“精神分析”一词，从而成为精神分析美学的缘起。自此，探究人类心理和灵魂的精神分析美学逐步发展完善，一个世纪以来，它对人文科学（甚至是整个人类知识）领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与之产生于大约相同的时间的电影（包括理论、批评甚至制作等多方面）自然亦在其涉及范围之内，并且以其自身特有的视听结合等美学特质对精神分析美学的发展亦起到促进作用，从整体意义上可以说，二者从诞生起就潜移默化地一直进行着一种互文。本文谨基于此，着眼于近年来的一个具有浓厚精神分析美学意义的优秀文本——国产影片《孔雀》，对其中的弟弟（即小儿子高卫强）角色进行一种精神分析方法论意义上的解读。
　　《孔雀》曾荣获第55届柏林电影节评委会大奖，它以淡化时间性的三段式非线性叙事，在细腻而含意丰富的镜语中，以细碎的生活琐事的呈现，讲述了文革末期中国北方小城的一个五口之家中的姐弟三人的成长故事。这是顾长卫由摄影师转行做导演的处女作品，与他的“第五代”同辈所擅长的一样，他亦选择了怀旧和回忆的母题，在缅怀和追忆曾经属于他们的别样青春的同时映照了现实，并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人们对自身的间离性反思。需要指出的是，由于目前我们还无从看到影片244分钟的原始完整版本，本文谨以该片在国内公映的136分钟版本为基本分析依据，并试图通过媒体所刊的导演访谈更多地了解影片被删节的部分，以力求对人物角色形象进行完整的解读。
　　精神分析理论不断地建构着某种关于男孩到男人的成长叙述和个体心理的论述。从精神分析美学角度出发，对《孔雀》中弟弟角色的解读即可以确认为古老的男性主题：成长故事。影片中叙述弟弟的部分包含着关于俄狄浦斯情结、关于一个男孩/男人的成长故事等命题，他逃不过男性成长必须经历的宿命。
　　相较于对姐姐和哥哥的描写段落，公映版本对弟弟的集中叙事部分删节较多，最终仅剩不到30分钟的时间，因而有评论认为导演因非人为原因的限制，在弟弟角色的刻画上缺乏力度，尤其是对其性格轨迹转变的影像呈现上笔墨不足。而笔者认为，尽管在其他叙事时间弟弟只是作为配角出现，但他作为家庭里的一员，更何况他是影片中的叙事者（且不论他对于这一身份称职与否），对于家庭这一概念而言他始终在场，在影片进行过程中，角色的所有言行举止是与其当下性格/命运以及未来性格/命运发展走向相统一的，而这所有的影像呈现又都指向和塑造了一个于中国特定时期（间或是文革时期及之后）成长的，具有合理存在可能性的，从精神分析角度而言是在遭遇了屡次“反阉割”失败的重创之后最终被“阉割”的男孩/男人的形象。甚至可以说，弟弟的形象构成了当代中国电影中的一个代表了特定年代特定人群的一种成长经历的能指。下文将首先从正反两方面入手剖析这一人物形象及其成长故事。
　　
　　阉割：父权的强大与母亲的实际缺失
　　时值文革前后的70年代，我们能通过影片视觉呈现感知到这个家庭内部僵化的气氛与并不和谐的关系：家庭内部色调昏暗，人物呆板，空气静止得接近凝固。那是一段在黑夜和黎明之间过渡的时光，现在看来巨大的社会变革对于身处其时的普通中国家庭来说并不具有多少重量。尽管父母的行为背后不失对小儿子（弟弟）的爱护和期望，但由于他们自身经历（解放后成长的一代人）、时代环境（文革刚刚结束，思想解放尚未展开，大气候依然保守）和现实生活（主要精力倾注在对先天弱智的大儿子的爱和照顾上）所限，他们无能更无法意识到向正值成长关键时期的小儿子进行正确的沟通和表达，从而使自身存在的意义被架空，失了父母应有的更为人性化的性格，或多或少地仅仅成为了他们所从属的那个时代特有的、具有浓厚意识形态意义的符号。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影片中的父母双亲以传统和保守为准则维持着家庭的秩序，他们共同体现了无比强大而不可违抗的中国传统“父权”。换言之，对弟弟而言父亲和母亲从根本上说是同质化的“父”，只是表现不同：父亲外表懦弱，言语甚少，而母亲则处处外在体现着家庭的权威。
　　父权的强大和威胁无形中直接导致了父子对话的缺失，从而形成两代人之间不可逾越的代沟；同时，可悲的是，家里的另一个男人——哥哥，却是一个傻子，根本无法给予他男性的成长力量。因此，作为成长在社会转型时期、已不能安心于传统教条之束缚的新一代人，影片中的弟弟（姐姐亦如此）无从亦无法认同和接受拉康所定义的所谓“父之名”、“父之法”。影片在进行至100多分钟时，弟弟与父母均没有一句对话，他只是存在于画面的角落默默地旁观着父母所代表的“父权”在姐姐和自己身上实施；而在讲述他自己的最后半小时独立段落中，父母对他的话语也多是数落、命令和强制性的，如母亲“你帮妈打瓶酱油”、“你咋鬼鬼祟祟的”，父亲在发现他书本中裸女画之后的“这是谁？谁？……我不是你爸……滚！”等等。
　　弗洛伊德所建构的关于男性成长的主要论述，是“俄狄浦斯”情结，即男性的恋母情结。他借助古希腊着名的悲剧《俄狄浦斯王》中的故事，认为男孩在其成长过程中必然经历一个俄狄浦斯阶段，在这一时期，他的潜意识中有着杀父娶母的愿望。如果他不能最终战胜这种愿望，其人格形成与发展的过程便遭到某种阻断，形成某种心理“固置”，某种病态，乃至心理疾患/精神病症。但大部分的孩子会在其成长过程中意识到来自父亲的权威和威胁；用精神分析的表述，便是来自父亲的“阉割”威胁。他们将迫于这种威胁，把对母亲的认同转化为对父亲的认同，超越俄狄浦斯阶段，获得成长，将自己的欲望由母亲转向其他女人，最终使自己成为一位父亲/真正的男人。
　　影片中强大的父权宣誓的正是来自父亲的“阉割”威胁，然而不幸的是，“父母同为‘父’”这一命题隐藏了另一个可怕的事实，即在精神分析意义上的母亲的缺失。在这种情况下，心智尚未成熟的弟弟只有自然而然地将与生俱来对“母爱”的渴望寄托在家庭中的另外一个女性、与之同样“不为父母喜欢”的姐姐身上，姐姐显然与刻板的父母是不同的，影片中与他有着正常而充满生气的对话的亦只有姐姐。然而可悲的是，这种寄托只是他单方面的一厢情愿。姐姐身上充斥着叛逆和决裂的痕迹，她狂热地在精神上追求理想，根本无暇顾及弟弟的成长需要，甚至屡次有意无意地利用他为达到自己的理想服务，如借钱（之后母亲为丢钱而哭泣的镜头揭示钱实为弟弟所偷）贿赂其心仪的伞兵军官；劝说他接受一个被社会所边缘化的人为“干爸”；让他出面购买“性知识手册”等。姐姐最终的匆忙出嫁彻底使弟弟内心隐藏的“俄狄浦斯”情结无所适从。不知是否是导演的刻意安排，姐姐在离家之前将哥哥叫到里屋，把自己的手表送予他“将来结婚用”，而偏偏没有对站在一旁的弟弟有任何表示。对弟弟而言，姐姐的出嫁无疑标示着家庭中的母亲从此缺失。
　　
　　行文至此，影片中的弟弟角色所负载和呈现着成长主题的，即凸现为在父权阴影下的无母之子的彷徨与迷失。他不仅无法认同“父权”、无法走出它的在场所宣告的阉割威胁的阴影，而且甚至于缺少精神分析层面的“母亲”，这两个方面导致的结局走向了他的人格/命运的流于虚无，即被阉割。在影片中，这具象地体现在离家出走多年后归来的，已长大成人的弟弟形象上。此时的他已娶了一个“拖油瓶”的歌女为妻，不愿找工作而满足于整日在家带孩子、伺候老婆，甚至时间对他已失了意义（“可我却想一觉醒来已经60岁了”），生命未及展开便已枯槁（被下棋的老人称为“老高”）等等。而他于饭后抽烟时露出的断指则直接从形象上指涉了“阉割”，成为阉割的能指。
　　然而影片对弟弟角色刻画的成功之处，更在于通过一系列事件而体现出的角色主体对于“阉割”命运的抗争和自我拯救（尽管他所有的努力最终都无可救药地归于失败的结局），即“反阉割”，它使得人物形象更为生动饱满；并且，弟弟在一系列行动中表现出的的负面元素如暴力、虚荣、欺骗甚至杀心，实际上昭示了角色的心理和人格一步步趋于异化和固置的过程，这就为最终的被阉割提供了可信性证明，并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对宿命之残酷进行了消解和赦免。
　　
　　反阉割：命运的抗争与自我救赎
　　首先是杀兄事件，弟弟伙同姐姐企图用老鼠药毒死沉睡中的哥哥。看似平静的家庭中竟然产生如此恶毒的念头，有评论认为这一突兀得令人瞠目结舌的段落具有中国电影中少见的黑色电影的意味。而这一事件其实早有前奏，即在哥哥为其送伞时在学校发生的针对哥哥的暴力事件：为了证明弱智的哥哥“不是我哥”而在同学围攻哥哥时给了他最沉重的一击。这两次事件的直接导火索在于他因有个弱智的哥哥而遭到了同学的嘲笑。学校里的同学作为弟弟在家人之外唯一接触的他人，他们的嘲笑显然伤害了他敏感的自尊，他因此觉得颜面扫地，这无疑构成了来自于家庭以外的另一重阉割威胁。而在学校里用伞重击哥哥的行为正是他与这一威胁抗争的象征，但是这次抗争最终敌不过强大的父权——之后影像呈现了弟弟和姐姐在家里走廊上被罚跪搓衣板的情景。有了这一前奏的铺垫，加上影片多次通过细节展现的父母对哥哥的“偏心”（如过年分糖时，母亲强迫姐弟俩每人多给哥哥五块）和哥哥对于这种“偏心”的心安理得（如哥哥竟然用“珍贵”的糖喂鹅），杀兄事件遂直接指向了对父权的反抗和对被阉割的抗争。然而即使抛弃道德的约束，事件的结局仍然逃不过最终的宿命：因被母亲（抑或是父亲）发现，深夜投毒便未能成功，次日在一家五口都在场的饭桌上，母亲突然以儆效尤，她取出毒药倒入杯中，灌入家养的白鹅嘴里，白鹅随后慢慢瘫软, 长长的脖颈扭曲在身上。值得注意的是，以固定机位拍摄的这一长镜头（乃至父母对整个杀兄事件）自始至终没有任何言语，然“此时无声胜有声”，父权再一次向弟弟昭示了它的绝不可违抗。同时需要指出的是，这一段落亦揭示了“父”的无奈和两难：母亲看着垂死的白鹅而啜泣，一种源自生活的悲哀油然而生，给人以触目惊心的残酷感和震撼力。这从一定意义上消解了弟弟最终被阉割这一事实的主观性和影片中可能会流露出的一元价值观。 电影www.diudou.com）
　　在因弱智的哥哥送伞而被同学嘲笑之后，为了挽救自尊，弟弟找来倾慕姐姐的果子扮成警察，冒充自己的哥哥再次上演送伞一幕。在同学们似乎羡慕的眼光中，弟弟年轻的脸上显露出了难得一见的笑容，随后影片呈现他与果子一起喝酒大笑的镜头。相较于对抗争而言，这是一次逃避阉割宿命的寻求自我救赎的行动。然而这一自救行动是建立在欺骗的基础上的。弟弟似乎首次尝到了战胜宿命的成就感，而之后迎面而来的却是更为致命的一击：他的课桌被塞满了污物，他再次为同学所唾弃，自救的成功仅仅是假象而已。同时，这里涉及到影片删减的问题，在原始版本中，导演安排了弟弟对果子产生同性恋情的情节。与其说他找果子冒充自己的哥哥，不如说是在强大的父权压力之下寻找一个“代父”。弟弟从果子那里感受到了来自年长男性的关爱和力量，而这正是他的成长中所缺乏而又十分渴求的，对果子产生爱慕无疑是成了他进行自我救赎的另一个表现。可是这种自救所表现出的不伦之恋在当时根本就是死胡同，作为受者的果子亦无法意识和认同到弟弟心底隐藏的这一情感，在两个喝酒大笑的场景中，果子问的是“你姐还好吧”，而不是“你”，弟弟是被他忽视的；甚至在弟弟出走之后他将打猎时发现的弟弟行踪告诉了姐姐，这亦对弟弟无形中构成了一种背叛。另外，颇为有趣的是，导演在访谈中提到，同性恋这段情节因怕审查时通不过，在拍完之后就删了，这似乎于戏外呼应了戏中，共同宣告了弟弟这种寻找“代父”的自我救赎方式是死路一条。
　　在弟弟第二次遭到同学的嘲笑和侮辱时，有一位邻桌的女生没有与其他人一样敌视他，而是默默地帮他清扫了同学们放在他课桌里的污物。放学后，弟弟奔跑着追逐着骑车的她，这里“追”的动作是影片中呈现出的弟弟的另一次寻求自我救赎的行动，而这次自救在象征意义上与上一次的寻找“代父”恰好构成对应关系，即在母亲缺失的情况下寻找“代母”。他之前试图以果子冒充警察哥哥的方式消除来自同学的嘲笑，在此时终于宣告失败了，而邻桌女生的帮助无疑成为最后的救命稻草。将这里“追”的动作结合之后遭到“父权”惩罚的画“裸女图”藏于书中的行为，除却常态的青春期躁动、对异性产生好奇的读解，它们从根本上凸显了弟弟的“恋母”情结，体现出他对女性关爱的依恋和渴望，亦即在以姐姐为对象之外的另一次寻找母亲/母爱的行为。但是邻桌女生最后不耐烦地将其拦住：“你以为我扫垃圾是对你好？我是同情你。小骗子。”此言一出无疑将他推入万丈深渊。然而，纵使弟弟在姐姐和女同学那里寻求母性的关怀均告失败，在多年后，当他已接受了命运的安排、甘愿成为精神分析学意义上的被阉割的成年男性时，他仍然抛不开“恋母”并且成功找到了一位“代母”，即他的带着“拖油瓶”的妻子。尽管这是一个社会底层的女性，但长大后的弟弟非但不嫌弃她，反而希望靠她来养活自己。因找不到“代母”而遭阉割，却又在被阉割之后找到了“代母”，这似乎不只是命运与弟弟开的一个玩笑而已，影片更以此例证了弗洛伊德关于男性“俄狄浦斯”情结之深固。
　　
　　参考文献：
　　1、《顾长卫自述:我会出<孔雀的导演版DVD》，《南方周末》，2005年2月24日版
　　2、金丹元着，《影视美学导论》，上海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3、陈犀禾、吴小丽编着，《影视批评:理论和实践》，上海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4、戴锦华着，《电影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3月版。
　　5、吴小丽、林少雄编着，《影视理论文献导读》（电影分册），上海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6、[法]雅克?奥蒙等着，吴佩慈译，《当代电影分析》，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
　　7、《当代电影》杂志2005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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