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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满堂是当今电视剧创作领域的金牌编剧，他创作的《抉择》、《闯关东》、《北风那个吹》、《钢铁年代》等都获得过巨大的成功。浙江广电集团准备投拍一部温商的电视剧时就决定请高满堂做编剧，用他们自己的话说，就是要一流的编剧、一流的团队来做。作为原籍山东的东北人，高满堂写温州人，听上很没谱，而做起来，这又是个让很多编剧排斥的命题作文。
　　
　　“命题作文不应该回避，它往往是重大题材！”高满堂接受采访时掷地有声。重大题材？我听了愣了一下，写温州小商贩是重大题材吗？“改革开放三十年了，我们这三十年是怎么走过来的？这样题材的电视剧没有！一打开电视都是什么娱乐呀，宫斗啊，家长里短啊，大家都娱乐了！我认为反应改革开放三十年是重大的题材，应该写，作为编剧，碰上这样的题材，责无旁贷。”
　　
　　《温州一家人》不就是写小商贩吗？扯到重大题材上吹大了吧？我在回忆我印象中的温州人。八十年代，我还是一个小孩，那时候，街上还没有那么多漂亮衣服，服装店里，还卖布匹，我们家楼下有了一个小裁缝，就在过传达室一样的一个小平房里，大概只有六到八平米，一个小裁缝带着老婆和不满周岁的孩子住在里面，老婆孩子住铺板上面，他住下面，简直像住山洞一样，铺板平时就是做衣服的案子。我那时的漂亮“时装”，领子不对称的衣服，带一个小尖的六角帽，A字群，在同学们中间都能引来艳羡。但是我的问题是，这一家人一直住那个小房子里吗？他们睡在那里不腰疼吗？不挤吗？
　　
　　我不记得什么时候这个小裁缝搬走了，很多年过了，我买衣服的地点变了，北京的大红门附近出了个“浙江村”，什么漂亮衣服都有，我没有见过的样式，没有见过的面料，眼花缭乱。不久，那里因为治安问题，被平了。但也就在那个时候，北京的服装厂几乎从普通老百姓的视野中消失了。浙江村虽然被平了，但是服装批发市场、小商品批发市场一个一个地建起来，哪一个都是几座大楼连在一起。
　　
　　到了2000年前后，我的母亲到温州瑞安的一所学校指导教学，那时瑞安的家庭都已经发达了，但是街道很差，公共设施的破败和漂亮的私家住宅形成对比。给母亲印象最深的是，当地的老师家都特别有钱，每个老师带三、四个孩子，多的五、六个，都是在全国各地做买卖的老板的孩子。
　　
　　再次听说温州人，是北京来了温州炒房团，炒房团中还有中小学老师，“鸟枪换炮了呀！”我当时想。
　　这些小商人是重大题材吗？我还是很怀疑。高满堂认为：“改革开放有三部曲：深圳打开了国门，温州打破了体制，上海打开了世界的舞台。”温州小商贩在改革中起了重大地作用，他们不仅影响了我们每个人的生活，而且打破了旧的经济体制，小小的温商原来有这么大作用。
　　
　　
　　
　　周万顺是怎样撬动经济改革的
　　
　　《温州一家人》的主人公周万顺这个形象在高满堂创作过的形象中是个突破。周万顺不要说高大全，简直就是个很不完美的人，没有英雄气，没有高的觉悟，唯利是图，生意开了倒，倒了开，折腾了三十年，没发太大的财，甚至算不上一个成功的温商。“就是这种草根，一个个的草根，推动了经济体制改革！”高满堂说。
　　
　　1981年，周万顺卖掉祖业，送十三岁的女儿出国，自己带着全家离开家乡，挑着挑子进城，一路蹭吃蹭喝来到了城市的边缘。虽然周万顺表现得油嘴滑舌，很不实在，但是这个情节仍然非常令人动容，这是改革之初小商贩最初的形成方式。1978年，经济体制改革正式开始，上面的政策松了，不等于市场就活了，市场要活，必须有商人经营。无数个瑞安小山村里的农民就这样成了中国的第一批小商贩，让人瞧不起，看不惯的小商贩。1983年前后，温州的个体工商企业已占全国总数的1/10。温州人靠“一双手、两条腿、三分邮票、四小产品”开始了资本积累。而自由经济就这样从蝼蚁一样的小商贩钻开的小洞中起步了。
　　
　　周万顺的生意刚刚有起色，遇到了“打击投机倒把”，温州发生了“八大王事件”，周万顺的生意停滞下来，四处躲风。1982年初，中央下发打击经济领域犯罪活动的紧急通知，以“投机倒把罪”抓了温州的八个民营企业家，他们是：五金大王胡金林、矿灯大王程步青、螺丝大王刘大源、合同大王李方平、旧货大王王迈仟、目录大王叶建华、线圈大王郑祥青、电器大王郑元忠。今天看起来抓卖矿灯、螺丝钉的批发商简直是笑话，但是当时，还能引来喝彩。
　　
　　到1982年底，全国立案各种经济犯罪16.4万件，判刑3万人，追缴款项3.2亿元。这是私营经济遭遇的一场寒流，也是新体制和旧体制的较量。1984年，温州市委书记袁芳烈深感“八大王案不翻，温州经济搞活无望”，组织联合调查组，对全部案卷进行复查，被捕的几个人被取保候审，或无罪释放，而后恢复名誉，归还已经被没收的财产。1985年，经济发展的“温州模式”被正式提出，但一直到199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通过修正案，“投机倒把罪”才被取消，体制改革的成果被法律稳定下来。
　　
　　1987年，周万顺的生意获得成功，几个合伙人分了钱，被以贪污罪起诉，周万顺也进了监狱。当时，没有民营经济这种概念，几个人合伙开的公司算“集体企业”，集体企业分红算“私分公款”。那个时代还有私营经济不能超过八个雇员的底线，不然就是“资本主义”。但是，周万顺他们开始分红了，不仅他的企业分红了，千千万万完成原始积累，开始盈利的温州小企业都开始分红了，旧体制的底线又被突破了。1992年，邓小平南巡，发表“不讨论姓社姓资”的重要讲话，1993年，《公司法》在全国人大通过，明确了不分国有、民营的企业组织方式，保障股东权利，确立董事会管理的经营模式，股份制企业，民营公司就这么闯出来了。
　　
　　剧播出后，也有网友评论说周万顺这个人不好，只认钱，不认亲情。高满堂认为：“这个批评也是对的。但是在过的三十年里，每个人都有过被利益诱惑得头脑发热的时期，我自己八十年代也倒卖过钢材。我们叫‘对缝’。那时候封闭了那么多年，刚看见挣钱的路，一窝蜂地往上扑，我们就是这么过来的。现在觉得那样不好了，那时候老百姓‘穷疯了，穷怕了，穷出鬼来了’，一有政策就是奔着钱了。”
　　
　　高满堂对这个形象的市场反应从来没有担忧过：“我们在塑造一个人物的时候，首先不要寻找他的优点，而你一定要先放大他的缺点。放大缺点，你看就到了差异，看到了差异，就会有优点在闪光。当你塑造一个人物的时候，你放大他的优点，这个人物肯定是一个正常的、普通的，我们司空见惯的人物。”事实也证明，虽然周万顺有那么多缺点，观众还是觉得这个人挺可爱。
　　
　　温州商人没有为商业经营权上街游行过，也没有通过组织大型商会参与政治活动对政府施加影响，周万顺一头扎进商海，也能撬动改革。
　　
　　
　　
　　大题材也要写小故事
　　
　　 “我们要从平民老百姓的视角看温州发展、改革的过程，不是站在政治家的大视角看这个问题，不是居高临下写那种宏大的东西。你抓住这个角度创作就自由了。”在高满堂的印象中，当年的反映农村女孩子到深圳打工的《外来妹》是一个非常好的反映改革开放的作品，但是后来的很多反映经济改革的作品看似叙事宏大，但是假、大、空，不客气地说：“虚而诳之，诳而无道，道而无意，这样的作品永远是宣传品，并没有真实地反应出改革开放的历程。”
　　
　　高满堂编剧给自己有个要求，就是剧中涉及到的行当，要做到别人说不过你，这个要求是相当高的。高满堂准备这部剧的时候，温州的七行八作他都了解，一个工厂一个工厂地泡，到国外采访温州人的时候，看到温州人开的餐馆，就在人家餐馆里住几天，看人家一步一步怎么经营。
　　
　　有人说高满堂特别能“诹”，都诹到海湾战争了，但是实际上真实的生活往往超过对它缺乏了解的人的想象力。高满堂采访中遇到一个女孩，海湾探望她的男朋友，然后坐军用飞机回法国，一飞机都是法国大兵，就她一个中国女孩。当时在法国，很多温州人为了获得居留权，报名参军，了伊拉克，当时伊拉克也危险，但也不是天天打仗，这些人一年以后回到法国，就有了永久居留权。“这都是真事，当时派往海湾的法国军队里有温州人，他们叫外籍军团！”
　　
　　高满堂采访了一百多个温商以后，他的材料总结在一起还是非常宏观，没有找到叙事的切入口。“我们再怎么说温商如何如何，改革开放三十年对中国的经济，对中国的改革开放作出了怎样的贡献，但是你没有一个叙述的视角，一切都是白费。”
　　
　　高满堂并不认为电视剧主要是虚构的，“像这种题材必须要有大量的采访，累积到一定程度才能产生下意识，才能产生你的叙述视角。”后来，高满堂采访到一个13岁到欧洲的温州女孩，找到了这个题材的切口——写一家人的故事，一个草根的温商家庭从原始积累到淘到第一桶金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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