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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金时代》与电影有关的一些资料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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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金时代》力求真实客观,片中很多的场景和文字都来自于萧红或其他人的文字,把能想起来的一些场景找了一下。
  
  一.二萧初见
  
  (萧军《我和萧红六年来由相识、相结到诀别简要的过程》)
  
   1932年夏季间,这时我正流浪在哈尔滨,为一家私人经营的报纸《国际协报》——撰写一些零星小稿,借以维持起码的生活。同时编一些儿也辅助该报副刊主编老斐裴馨园童特刊之类。
   一天,老斐收到一位女性读者来信,请求他给以帮助,能够为她寄几本文艺读物,因为她是被旅馆所幽禁的人,没有外出的自由……。信是写得很凄切动人的。
   老斐和我商量一下,要我看看情况是否属实?我同意了。由他写了一封介绍信,附上了几本书,在一个快近黄昏的时候,我到了哈尔滨道外正阳十六道街东兴顺旅馆。
   由于我是以报馆编辑名义前来的,旅馆对于那时的报馆还是存有一定“戒心”的,不能不让我见她。
   旅馆人员一直领我走到长长甬路尽头一间屋子前面,对我说:
   “她就住在这间屋子里,你自己敲门罢。”这人就走了。
   我敲了两下门,没有动静,稍待片刻我又敲了两下,这时门扇忽然打开了,一个模糊的人影在门口中间直直地出现了。由于甬路上的灯光是昏暗的,屋内并没有灯光,因此我只能看到一个女人似的轮廓出现在我的眼前,半长的头发散散地披挂在肩头前后,一张近于圆形的苍白色的脸幅嵌在头发的中间,有一双特大的闪亮眼睛直直地盯视着我,声音显得受了惊愕似的微微有些颤抖地问着:
   “您找谁?”
   “张乃莹。”
   “唔!……”
   我不等待邀请就走进了这个一股霉气冲鼻的昏暗的房间——这时她拉开了灯,灯光也是昏黄的。
   寻了靠窗的一只椅子我坐下来,把带的书放在椅边一张桌子上,同时把老斐的介绍信递给了她,什么话也没说。在她看信的过程中我把这整个的房间扫描了一下,由诸种征候来看,可以断定这是一间不久以前曾做过储藏室一类的地方,那股冲鼻的霉气就是由此而发的。
   她双眼定定地似乎把那信不止看过一次。她站在地中央屋顶上灯光直射下来的地方,我发觉她那擎举着信纸的手指纤长蜡型似的双手有着明显的颤动,……。
   她整身只穿了一件原来是蓝色如今显得褪了色的单长衫,开气有一边已裂开到膝盖以上了,小腿和脚是光赤着的,拖了一双变了型的女鞋;使我惊讶的是,她的散发中间已经有了明显的白发,在灯光下闪闪发亮,再就是她那怀有身孕的体形,看来不久就可能到了临产期了。……
   在她看信的过程中,我是沉默地观察着一切,研究一切,判断一切,……
   “我原先以为您是我在北京朋友君托来看我的,……原来您是报馆的,您就是三郎先生,我将将读过您的这篇文章,……可惜没能读完全。……”
   她从一张空荡荡的双人床上,扯过一张旧报纸指点着:
   “我读的就是这篇文章……”
   我看了一下那报纸,上面正是连载我的一篇题名为《孤雏》的短篇小说中的一段。原来在老斐信中他提过我的名字。
   站起身来,我指一指桌子上那几本书说:
   “这是老斐先生托我给您带来的,——我要走了。”我是准备要走了。
   “我们谈一谈,……好吗?”
   迟疑了一下,我终于又坐了下来,点了点头说:
   “好。请您谈罢!”
   她很坦率、流畅而快速地述说了她的过人生历程以及目前的处境,……。我静静地听取着。……
   “由于我欠了他们六百几十元钱,还不上,他们不让我再在原来的房间里住下了,竟把我挪来这间预备客房,作过贮藏室的屋子来住了,又阴暗,又霉气!真他妈!……”
   在她述说过程中,无意间我把散落在床上的几张信纸顺手拿过来看了一下,因为那上面画有一些图案式的花纹和一些紫色铅笔写下的字迹,还有仿照魏碑《郑文公》字体勾下的几个“双钩”的较大的字,问着她:
   “这是谁画的图案?”
   “是我无聊时干的。……就是用这段铅笔头画的。……”她从床上寻到一段约有一寸长短的紫色铅笔头举给我看。……
   “这些‘双钩’的字呢?”
   “也是,……”
   “你写过《郑文公》吗?”
   “还是在学校学画时学的……”
   接着我又指点那字迹写得很工整的几节短诗问着她:
   “这些诗句呢?”
   “也是…”她似乎有些不好意思了,一抹淡红的血色竟浮上了她那苍白的双颊!……
   这时候,我似乎感到世界在变了,季节在变了,人在变了,当时我认为我的思想和感情也在变了……出现在我面前的是我认识过的女性中最美丽的人!也可能是世界上最美丽的人!她初步给与我那一切形象和印象全不见了,全消泯了……在我面前的只剩有一颗晶明的、美丽的、可爱的、闪光的灵魂!我马上暗暗决定和向自己宣了誓:
   我必须不惜一切牺牲和代价,——拯救她!拯救这颗美丽的灵魂!这是我的义务。……
   这些诗句,我今天大致还在记忆着:
  
   这边树叶绿了。
   那边清溪唱着:……
   姑娘啊!
   春天到了。……
  
   年在北平,
   正是吃着青杏的时候;
   今年我的命运,
   比青杏还酸!
  
   她说:“当我读着您的文章时,我想这位作者决不会和我的命运相像的,一定是西装革履地快乐地生活在什么地方!想不到您竟也是这般落拓啊!”
   事实上我当时的生活处境也确是不比她强多少的,仅从衣着上来对比,我当时只是穿了一件褪了颜色的粗布蓝色的学生装,一条有了补钉的灰色裤子,一双开了绽口的破皮鞋,没有袜子,一头蓬乱短发……而已,她那“西服革履”的设想破灭了。
   临行时我指着桌上用一片纸盖着的那半碗高粱米饭问着她:
   “这就是您的饭食吗?”
   她漠然地点了点头,一股森凉的酸楚的要流出来的泪水冲到我的眼睛里来了,我装作寻找衣袋里什么东西低下头来,
   终于我把衣袋中的五角钱放在了桌子上,勉强地说:
   “留着买点什么吃罢!”就匆匆地向她道别了。
   这仅有的五角钱,是我的车钱,这时我只有步行了约十里路的归程。
  
  二.上海
  
  a、关于鲁迅
  
  (萧红《回忆鲁迅先生》)
  
  1. 鲁迅先生不大注意人的衣裳,他说:“谁穿什么衣裳我看不见的……”
   鲁迅先生生病,刚好了一点,窗子开着,他坐在躺椅上,抽着烟,那天我穿着新奇的火红的上衣,很宽的袖子。
   鲁迅先生说:“这天气闷热起来,这就是梅雨天。”他把他装在象牙烟嘴上的香烟,又用手装得紧一点,往下又说了别的。
   许先生忙着家务跑来跑,也没有对我的衣裳加以鉴赏。
   于是我说:“周先生,我的衣裳漂亮不漂亮?”
   鲁迅先生从上往下看了一眼:“不大漂亮。”
  过了一会又加着说:“你的裙子配的颜色不对,并不是红上衣不好看,各种颜色都是好看的,红上衣要配红裙子,不然就是黑裙子,咖啡色的就不行了;这两种颜色放在一起很混浊……你没看到外国人在街上走的吗?绝没有下边穿一件绿裙子,上边穿一件紫上衣,也没有穿一件红裙子而后穿一件白上衣的……”
   鲁迅先生就在躺椅上看着我:“你这裙子是咖啡色的,还带格子,颜色混浊得很,所以把红衣裳也弄得不漂亮了。”
   “……人瘦不要穿黑衣裳,人胖不要穿白衣裳;脚长的女人一定要穿黑鞋子,脚短就一定要穿白鞋子;方格子的衣裳胖人不能穿,但比横格子的还好;横格子的,胖人穿上,就把胖子更往两边裂着,更横宽了,胖子要穿竖条子的,竖的把人显得长,横的把人显得宽……”
  
  2. 鲁迅先生备有两种纸烟,一种价钱贵的,一种便宜的,便宜的是绿听子的,我不认识那是什么牌子,只记得烟头上带着黄纸的嘴,每五十枝的价钱大概是四角到五角,是鲁迅先生自己平日用的。另一种是白听子的,是前门烟,用来招待客人的,白烟听放在鲁迅先生书桌的抽屉里。来客人鲁迅先生下楼,把它带到楼下,客人走了,又带回楼上来照样放在抽屉里。而绿听子的永远放在书桌上,是鲁迅先生随时吸着的。
  
  
  3. 那夜,就和鲁迅先生和许先生一道坐在长桌旁边喝茶的。当夜谈了许多关于伪满洲国的事情,从饭后谈起,一直谈到九点钟十点钟而后到十一点,时时想退出来,让鲁迅先生好早点休息,因为我看出来鲁迅先生身体不大好,又加上听许先生说过,鲁迅先生伤风了一个多月,刚好了的。
   但是鲁迅先生并没有疲倦的样子。虽然客厅里也摆着一张可以卧倒的藤椅,我们劝他几次想让他坐在藤椅上休息一下,但是他没有,仍旧坐在椅子上。并且还上楼一次,加穿了一件皮袍子。
   那夜鲁迅先生到底讲了些什么,现在记不起来了。也许想起来的不是那夜讲的而是以后讲的也说不定。过了十一点,天就落雨了,雨点淅沥淅沥地打在玻璃窗上,窗子没有窗帘,所以偶一回头,就看到玻璃窗上有小水流往下流。夜已深了,并且落了雨,心里十分着急,几次站起来想要走,但是鲁迅先生和许先生一再说坐一下:“十二点钟以前终归有车子可搭的。”所以一直坐到将近十二点,才穿起雨衣来,打开客厅外面的响着的铁门,鲁迅先生非要送到铁门外不可。我想为什么他一定要送呢?对于这样年轻的客人,这样的送是应该的么?雨不会打湿了头发,受了寒伤风不又要继续下么?站在铁门外边,鲁迅先生说,并且指着隔壁那家写着有“茶”字的大牌子:“下次来记住这个‘茶’,就是这个‘茶’的隔壁。”而且伸出手,几乎是触到了钉在铁门旁边的那个九号的“九”字,“下次来记住茶的旁边九号。”
   于是脚踏着方块的水门汀,走出弄堂来,回过身往院子里边看了一看,鲁迅先生那一排房子统统是黑洞洞的,若不是告诉得那样清楚,下次来恐怕要记不住的。
  
  (萧军《我们第一次应邀参加鲁迅先生的宴会》)
  
  1. 我们上了楼,许广平先生正在那里张望,似乎正在等着我们。那是位于西南角临街的一个房间。我们到达的时候可能是最末的“客人”,不独鲁迅先生和许广平先生以及海婴全在了,另外还有几位我所不认识的人,也早已先在了。
    许广平先生对于萧红犹如多年不见的“故友”一般,表现了女性特有的热情和亲切,竟一臂把她拦抱过?,海婴也掺在了中间,她们竞走向另外一个房间了。
     过了大约有十几分钟,许广平先生和萧红也全走进了我们所在的房间,接着,菜馆的招待员走进来向许先生满面和气地询问着:
     “侬们的客人全到齐啦吧?”这人明明是北方人,却用了不太纯正的上海话说着。
     许广平先生看了一下自己腕子上的表,征询着鲁迅先生的意见问着:
     “现在快七点了,怎样? 还要等他们吗?”
    “不必了。大概他们没收到信,——我们吃罢。”
  
  2. 这时许先生出了一下,回来向鲁迅先生耳边轻轻说了一个“没”字,鲁迅先生才以主人的身份开始在介绍客人了。首先他指一指他自己身边左侧那位说上海话、戴眼镜的人说:
    “这是我们一道开店的老板……。”鲁迅先生并没说出这位老板的姓名。那老板微微欠了欠身子,轻轻“嗯”了一声,微笑了一下就坐下来,呷了一口自己面前杯子里的葡萄汁,点了点头,赞美地咂了咂嘴唇;另外几位客人和这老板似乎很熟识,全会心地笑了笑……。
     接着就介绍了那位喝白酒的长个子:
    “这位是聂先生!”这位聂先生连身子也没欠,只是“哼”了一声,因为他的嘴里已经在咀嚼着什么东西了。接着是介绍那位女士,鲁迅先生说她姓周,是聂夫人。那位穿西装的青年姓叶。最后介绍到我们的头上来了,鲁迅先生指一指我和萧红说:
    “这两位是刘先生、张女士,他们是新从东北来的。”
     我们身边的那两个座位始终是空留着,直到这时也还没人走进来,鲁迅先生似乎在解释着:
     “今来本来是为H先生的儿子做满月的,大概他们没接到信,上海这地方……真麻烦……”他指了指那空座位。
     我考量了一下,这些客人之间他们似乎全是认识的,只有我们俩是外来的闯入者。对于这些客人我全是茫然无知的,既不方便询问鲁迅先生,也无从猜测,只有对那位穿西装姓叶的青年人,我以为他可能是《小小十年》的作者名叫叶永臻的。
  
  
  b、二萧矛盾
  
  (梅志,胡风妻子《爱”的悲剧——忆萧红》)
  
  1. 经常都遇到萧红在下面。F悄悄地从后门直接上楼了。许先生亲自来引我到大厅里,并且低声地对我说:
     “萧红在那里,我要海婴陪她玩,你们就一起谈谈吧。”之后她就忙她的事了。
     萧红形容憔悴,脸都像拉长了,颜色也苍白得发青。她对我很冷淡,有点心不在焉的样儿。倒是海婴很活跃,搬出了他的玩具和书本,要萧红和他一起搭积木,我也就参加了。海婴嘴不停地问这问那,萧红慢慢地兴致也好了起来。这时她才和我拉拉家常似的,问我孩子长得怎么样? 海婴也接着说,
    “侬格小弟弟好白相勒!”
  
  2. 有一次许先生在楼梯口迎着我.还是和我诉苦了。
     “萧红又在前厅…… 她天天来,一坐就是半天,我哪来时间陪她?只好叫海婴陪她。我知道,她也苦恼得很……她痛苦,她寂寞,没地方就跑这儿来,我能向她表示不高兴、不欢迎吗? 唉! 真没办法。”
  
  3. 一个日本的进步作家来上海游历,特别想见见许广平先生和我们大家。在一间小咖啡室里,萧氏夫妇来了,还有另外几位。但是大家最奇怪和最关心的是萧红的眼睛,她的左眼青紫了很大一块,我们都不约而同地背着客人走到她身边轻声地询问:
     “你怎么了,碰伤了眼睛?”
     “好险呀!幸好没伤到眼球,痛不痛?”
     “怎么搞的? 以后可得小心呀!”
     对这些好心的问话,她平淡地回答:
     “没什么,自己不好,碰到了硬东西上。”她又补充了句: “是黑夜看不见,没关系……”
     回答得虽然有点吞吞吐吐,但我们谁也没有不相信。
     送走了客人,大家都一起在街上遛马路时,女太太们又好心地提起这事,主要是希望萧红以后要小心,萧红也一再点头答应我们。可是走在一旁的萧军忍不住了,他表现男子汉丈夫一人做事一人当的气派,说:“干吗要替我隐瞒,是我打的……”
     萧红淡淡地一笑。
     “别听他的,不是他故意打的,他喝醉了酒,我在劝他,他一举手把我一推,就打到眼睛上了。”同时她还细声地告诉我。“他喝多了酒要发病的。”
     “不要为我辩护……,我喝我的酒……”
     我们不好说什么,就这样各自走散了。
  
  4. 我从来不喜欢打听别人的隐私,尤其一方在气头上,在痛苦中,用话诱出或套出对方的内情来,我觉得是不道德的,所以我即使听到她说什么也只好安慰几句,希望她珍惜身体。
    这时的痛苦她也只有向许先生倾诉,许先生就代替了她的妈妈;她想在这里舔伤,
    在这里得到慰藉。
    由于我常许先生那里,有时她正在诉苦发牢骚时,也就不回避我。她那时身体很坏,常常失眠和肚子疼。当然更难忍受的是精神上的痛苦。许先生和我商量过,我们不好规劝对方,只能安慰她几句。但都惋惜这一对作家夫妇,怎么会在生活中出现这种不协调的现象?他们不是很懂得人生疾苦、很有感情的人吗?为什么要使对方受苦呢! (www.diudou.com)
    后来知道萧红还是力求摆脱这精神上的屈辱和痛苦,离开了萧军一段时间。 这次突变,给她打击很重,种下了无法医治的精神创伤,可能是后来分手的原因。
  
  三、武汉
  
  (蒋锡金《乱离杂记——序<萧军萧红外传》)
  
  1. 她写的到达汉口,遇到江汉关的检疫船的情节是真切的,我就是在那艘检疫船上第一次见到二萧的。
  ......
  在我面前,有一位年轻妇女坐在她的行李上,双手支膝,捧着头,在她的双足之间是一摊呕吐出来的秽物;在她的身旁,站着一位双手插腰的个子不高的精壮的汉子。我想,这里不就是现成摆着的霍乱患者吗?宇飞转了一圈回来了,看到他俩,惊喜地叫起来:
   “噢,是你们!不要紧,上我的小船。锡金,你先招呼一下他们,我就来。”
  
  2. 我们谈着,Bon不无忸怩地提出,想搬到这里来和我们同住。二萧立刻表示欢迎。我倒有些为难了:这里只有两间房,二萧住一间,Domo和我住一间,她来怎么住?萧红说:那好办,Domo住到我们那间,她住在你这间。
  
  (张梅林《忆萧红》)
  
  1. 到他们那里谈天的人大抵是文艺工作者,有一次,一个长头发,脸色苍白,背微驼,有着嘶哑声带, 穿着流行的一字肩的西服的人走进来;他从瘦细的手上除下棕色的鹿皮手套,笑着对萧红说:
     “我说手套还不错吧?”
     萧红试着带上那手套,那么坦直地大声说道:
     “哎呀,端木的手真细呀。他的手套我带正合适哩。”
     萧军坐在一张木椅上,同样坦直地笑着。
  
  四、临汾、西安
  
  a、丁玲
  
  (丁玲《风雨中亿萧红》)
  
  1.萧红和我认识的时候,是在一九三八年春初。那时山西还很冷,很久生活在军旅之中,习惯于粗犷的我。骤睹着她的苍白的脸,紧紧闭着的嘴唇,敏捷的动作和神经质的笑声,使我觉得很特别,而唤起许多回忆,但她的说话是很自然而真率的。我很奇怪作为一个作家的她,为什么会那样少于世故,大概女人都容易保有纯洁和幻想,或者也就同时显得有些稚嫩和软弱的缘故吧。但我们都很亲切,彼此并不感觉到有什么孤僻的性格。我们尽情地在一块儿唱歌,每夜谈到很晚才睡觉。当然我们之中在思想上,在感情上,在性格上都不是没有差异,然而彼此都能理解,并不会因为不同意见或不同嗜好而争吵,而揶揄。接着是她随同我们一道西安,我们在西安住完了一个春天。我们痛饮过,我们也同度过风雨之夕,我们也互相倾诉。然而现在想来,我们谈得是多么地少啊!我们似乎从没有一次谈到过自己,尤其是我。然而我却以为她从没有一句话是失了自己的,因为我们实在都太真实,太爱在朋友的面前赤裸自己的精神,因为我们又实在觉得是很亲近的。但我仍会觉得我们是谈得太少的,因为,像这样的能无妨嫌、无拘束、不须警惕着谈话的对手是太少了啊!
  
  2. 我们分手后,就没有通过一封信。端木曾来过几次信,在最后的一封信上(香港失陷约一星期前收到)告诉我,萧红因病始由皇后医院迁出。不知为什么我就有一种预感,觉得有种可怕的东西会来似的。有一次我同白朗说:“萧红决不会长寿的。”当我说这话的时候,我是曾把眼睛扫遍了中国我所认识的或知道的女性朋友,而感到一种无言的寂寞。能够耐苦的,不依赖于别的力量,有才智、有气节而从事于写作的女友,是如此其寥寥啊!
   不幸的是我的杞忧竟成了现实,当我昂头望着天的那边,或低头细数脚底的泥沙,我都不能压制我丧一个真实的同伴的叹息。
   生在现在的这世界上,活着固然能给整个事业添一分力量,而死对于自己也是莫大的损失。因为这世界上有的是戮尸的遗法,从此你的话语和文学将更被歪曲,被侮辱;听说连未死的胡风都有人证明他是汉奸,那么对于已死的人,当然更不必贿买这种无耻的人证了。鲁迅先生的“阿 Q”曾被那批御用文人歪曲地诠释,那么《生死场》的命运也就难免于这种灾难。在活着的时候,你不能不被逼走到香港;死,却还有各种污蔑在等着,而你还不会知道;那些与你一起的脱险回国的朋友们还将有被监视和被处分的前途。我完全不懂得到底要把这批人逼到什么地步才算够?猫在吃老鼠之前,必先玩弄它以娱乐自己的得意。这种残酷是比一切屠戮都更恶毒,更需要毁灭的。
  
  b、二萧分手
  
  (聂绀弩《在西安》)
  
  1. 在临汾分手的时候,我不知道他们之间谈过一些什么话;表面上都当做一种暂别,我们本来都说是到运城玩玩的,萧军的兴趣不高,就让他留下了。一个夜晚,萧军送我、萧红、丁玲、塞克、DM到车站,快开车的时候,萧军和我单独在月台上踱了好一会。
    “时局紧张得很。”他说:“临汾是守不住的,你们这回一,大概不会回来了。爽兴就跟丁玲一道过河吧!这学校(民大)太乱七八糟了,值不得留恋。”
    “那么你呢?”
    “我不要紧,我的身体比你们好。苦也吃得,仗也打得。我要到五台。但是不要告诉萧红。
     “哦,萧红和你最好,你要照顾她,她在处世方面,简直什么也不懂,很容易吃亏上当的。”
  “以后你们……”
     “她单纯、淳厚、倔强、有才能,我爱她。但她不是妻子,尤其不是我的!”
     “怎么.你们要……”
     “别大惊小怪! 我说过,我爱她,就是说我可以迁就。不过还是痛苦的,她也会痛苦,但是如果她不先说和我分手,我们还永远是夫妻,我决不先抛弃她!”
  
  2. 朦胧的月色布满着西安的正北路,萧红,穿着酱色的旧棉祆,外披着黑色小外套,毡帽歪在一边,夜风吹动帽外的长发。她一面走,一面说,一面用手里的小竹棍儿敲那路过的电线杆子和街树。她心里不宁静,说话似乎心不在焉的样子;走路也一跳一跳。脸白得跟月色一样。她对我讲了许多话,她说:
     “我爱萧军,今天还爱.他是个优秀的小说家,在思想上是个同志。又一同在患难中挣扎过来的!可是做他的妻子却太痛苦了! 我不知道你们男子为什么那么大的脾气。为什么要拿自己的妻子做出气包,为什么要对自己的妻子不忠实! 忍受屈辱,已经太久了……”
    接着又谈和萧军共同生活的一些实况,谈萧军在上海和别人恋爱的经过……这些,我虽一麟片爪地早有所闻,却没有问过他们,今天她谈起,在我,还大半是新闻。
  
  3. 我们在马路上来回地走,随意的谈。她说得多,我说得少。最后,她说:
     “我有一件事要拜托你!”
    随即举起手里的小竹棍儿给我看:“这,你以为好玩么?”那 是一根二尺多长,二十几节的软棍儿,只有小指头那么粗。她说过,是在杭州买的,带着已经一两年了。“今天,DM要我送给他,我答应明天再讲。明天,我打算放在箱子里,却对他说是送给你了,如果他问起,你就承认有这回事,行么?”
    我不假思索地答应了她。我知道她是讨厌DM的,她常说他是胆小鬼、势利鬼、马屁鬼,一天到晚在那里装腔作势的。可是马上想到,这几天,DM似乎没有放松每一个接近她的机会,莫非他在向她进攻么? 我想起萧军的嘱托,我说:
     “飞吧,萧红! 记得爱罗先诃童话里的几句话么:‘不要往下看,下面是奴隶的死所!’……
     她的答话,似乎没有完全懂得我的意思。当然,也许是我没有完全懂得她的意思。
  
  4. 临行的前一天傍晚,在马路上碰见萧红。
     “你吃过晚饭没有?”她问。
     “没有。正想吃。你呢?” .
     “我吃过了。但是我请客。”
     “你又何必呢?”
    “我要请你,今晚,我一定要请!”
    进饭馆后,她替我要两样菜,都是我爱吃的。并且要了酒。她不吃,也不喝,隔着桌子望着我。
     “萧红,一同到延安吧!”
     “我不想。”
     “为什么? 说不定会在那里碰见萧军。”
     “不会的。他的性格不会,我猜他到别的什么地方打游击了。”
     吃饭的时候,我没有说话,她也不说话,只默默地望着,目不转睛地望着,好像窥伺她的久别了的兄弟姐妹是不是还和旧时一样健饭似的?在我的记忆里,这是她最后一次含情地望着我。我记得清清楚楚,好像她现在还那样望着我似的。我吃了满满三碗饭。
   “要是我有事情对不住你,你肯原谅我么?”出了馆子后,她说。
     “你怎么会有事对不住我呢?”
     “我是说你肯么?”
     “没有你的事我不肯原谅的。”
     “那个小竹棍儿的事,DM没有问你吧?”
     “没有。”
     “刚才,我已经送给他了。”
     “怎么,送给他了!”我感到一个不好的预兆,’你没有说已先送给我了么?”
     “说过,他坏,他晓得我说谎。”
     沉默了一会儿,我说:
     “你想到哪里了?”她把头望着别处,”早告诉过你,我怎样讨厌谁?”
     “你说过,你有自我牺牲精神!”
     “怎么谈得上呢?那是在谈萧军的时候。”
     “萧军说你没有处事经验。” .
     “在要紧的事上我有!”
     但是那声音在发颤。
     “萧红,你是《生死场》的作者,是《商市街》的作者,你要想到自己文学上的地位,你要向上飞,飞得越高越远越好……”
     第二天启行,在人丛中,我向萧红做着飞的姿势,又用手指天空,她会意地笑着点头。
  
  5. 半月后,我和丁玲从延安转来,当中多了一个萧军。他在到五台山的中途折到延安,我们碰着了。一到××中(我们的住处)的院子里,就有丁玲的团员喊:“主任回来了!”萧红和DM一同从丁玲的房里出来,一看见萧军,两人都愣住了一下。DM就赶来和萧军拥抱,但神色一望而知,含着畏惧、惭愧、“啊,这一下可糟了!”等复杂的含义。我刚走进我的房,DM连忙赶过来,拿起刷子给我刷衣服上的尘土。他低着头说:“辛苦了!”我听见的却是“如果闹什么事,你要帮帮忙!”我知道,比看见一切还要清楚地知道:那大鹏金翅鸟,被她的自我牺牲精神所累,从天空,一个筋斗,栽到“奴隶的死所”上了!
  
  (萧军《我和萧红六年来由相识、相结到诀别简要的过程》)
  
  1. 1938年初夏,在延安我计划要“五台”,当时不能成行,就随同丁玲、聂绀弩一道到了西安“西北战地服务团”。这时萧红也正寄居在该团。
   正当我洗涤着头脸上沾满的尘土,萧红在一边微笑着向我说:“三郎我们永远分开罢!”
   “好。”我一面擦洗着头脸,一面平静地回答着她说。接着很快她就走出了,……。
   这时屋子里,似乎另外还有几个什么人,但当时的气氛是很宁静的,没有谁说一句话。
   我们的永远“诀别”就是这样平凡而了当地,并没任何废话和纠纷地确定下来了。
  
   这一喜剧的“闭幕式”,在由延安到西安的路上我就准备了的。但还没想到会落得这样快!这“快”的原因,据我估计可能是萧红自己的决定,也可能是某人所主张,因为他们的“关系”既然已经确定了,就应该和我划清界线,采取主动先在我们之间筑起一道墙,他们就可完全公开而自由,免得会引起某种纠纷……。其实她或他估计错了,我不会、也不屑……制造这类纠纷的。
   早在从临汾和萧红分手的当时,我和她就说出了这一“约定”,我说:
   “……我们分别以后,万一我不死,我们还有再见的一天,那时候你如果没有别人,我也没有别人,如果双方同意,我们还可以共同生活下,……。如果不是这样,那就各走各的路罢!”
   尽管当时我也和聂绀弩说过这样的话:
   “别大惊小怪!我说过,我爱她;就是说我可以迁就。不过这是痛苦的,她也会痛苦。但是如果她不先说和我分手,我们还永远是夫妇,我决不先抛弃她!(”见《在西安》)
   既然有了原先的“约定”,她已经有了“别人”,而且又是她首先和我提出了“永远诀别”,这是既合乎“约定”的原则;也合乎事实发展的逻辑,我当然不会再有什么废话可说。
  
  五、重回武汉
  
  (梅志,胡风妻子《爱”的悲剧——忆萧红》)
  1. 不久就听到临汾已兵临城下了,幸好收到了他们已脱险平安到达西安的信,似乎萧军分道到陕北了。四月中旬,诗人一家回到了武汉,带来了萧红的信,说是已怀孕、和萧军分开了。诗人告诉F,她已和那位友人在一起。呵,明白了,原来如此。
    这个第三者的闯入,使他们本来有裂痕的共同生活彻底破裂了,这只能算萧红精神上的一种对抗,现在这能是真正的爱情吗? 也许仅是想转换一下生活对象罢了,做得似乎是太冒险了,我为萧红担心!不久他们两个也回到了武汉。
    几天后,他们可能是来找F谈谈的。那位朋友有意的站在蔷薇花丛的阴影下,我们随便地坐着。
    萧红谈了她在西安的那段情况,她见到了另一位女作家,对她的解放的思想和生活,她表示了吃惊和不习惯。最后她宣告,同萧军闹开了,人家到前线打游击了,我现在同他(用嘴向蔷薇花丛那方向努了一努)在一起过了。
    而那个他只冷冷地似笑非笑表示了一下。我们不能有任何表示,也并不感到突然,连对他们说句祝贺的话都无法说出口,这点恐怕很出乎他们意外吧!
  
  (姜德明《听舒群谈萧红》)
  
  1. “1938年,萧红从西安到达武汉,我们在汉口的读书生活出版社见了面。她躺在床上不动,好像很疲倦的样子。我好说歹说劝她延安,她就是不肯。唯一的理由是她受够了穷苦,害怕再过流浪的生活,想找—个能平静过日子的环境。她需要安慰,需要家庭,需要温暖! 她不知道往哪里找,最后找到了端木蕻良。
  
  
  (蒋锡金《乱离杂记——序<萧军萧红外传》)
  1. 一天下午,萧红忽然坐了一辆人力车,带了个铺盖卷和小提箱来到三教街,来到楼上,只我一人在家。我问她怎么来了,她说她要搬到我们这里住。我问Domo呢?她说重庆了。我问怎么不带你走?她说“:为什么我要他带?”我想这也是的,没有理由非他带不可。我留她坐下,给她分析我们的环境情况:楼下两间住的是赵惜梦(原《大光报》的社长和主笔)一家,楼上两间由罗荪租用,它的后间原住一位体育新闻的记者,现在搬重庆了,空着;为了防止住进闲杂人不便,我向老舍建议由文协租下,作为它的对外联络的场所。常有人来到这里,有时还在这里打小麻将(陈铭枢那时赋闲无事,就常在这里打牌),夜里还经常有人在这里借宿(这时已是夏天,摊几张席子打地铺;乃超夫妇在这里住就丢过钱)。所以,那一间太嘈杂,是没法住的。我们前间只有一张双人床,我和罗荪睡;乃超住这里时我们三人打横睡,用个长藤椅垫上书本搁脚;没法让你睡。萧红说:我住定了,我睡走廊楼梯口的地板,买条席子就行。我说,席子倒有,可是那里是人来人往的通路,你睡不稳,别人行走也不方便。萧红就向我要了席子,打开铺盖铺上,我一看原来那被褥和床单、枕头都是我的。她铺好地铺就躺下了,我看她的肚子已经很大,样子很疲惫。我说你先休息吧,这事还得等罗荪回来商量,我不能做主。罗荪回来,我们三人一同吃晚饭,商量这事,罗荪说我们实在也想不出办法来,就让她住下罢。萧红就这样住下,她总在地铺上躺着。
  
  2. 武汉夏天很热,有几个人喊着我的名字上楼,要我请他们饮冰。我说我没有钱,你们请客我就,他们说大家凑罢。萧红一轱辘从地铺上爬起来,说,我有钱,我请。我们就高高兴兴到了胡同口一家新开的饮冰室。萧红说大家可以随便要,我们就各自要了刨冰、冰激淋和啤酒,只吃了两元多钱。萧红从手提包里拿出一张五元的钞票付账,女侍者送回多余的钱,她挥挥手说不要了,女侍者连连称谢。大家“作鸟兽散”,各归各地走了。我在回的道上埋怨她太阔气,为什么这样大手大脚乱花钱?萧红说:反正这是她最后的钱,留着也没用了,花掉它也花个痛快。我批评她这太没有道理,现在兵荒马乱,武汉还不知道能保卫几天。日本军队不过在田家镇按兵不动罢了,如果一旦发动进攻,你想想那会是个什么场面?她说反正留下两元多钱也什么都用不上,你们有办法我也有办法。我说,最紧张时可能我人在武昌,江上的交通断了,我能顾得上你吗?她说,人到这步田地,就发愁也没有用,反正不能靠那两元多钱!可是,我确实为她发愁了。
   我了生活书店,由曹谷冰借给一百元;又到读书生活社,由黄洛峰借给五十元;我说明这是代萧红借的,由她将来用稿子还,如果她不还由我用稿子还。拿回来交给萧红,说明钱是这样借来的,她得好好保存着供“逃难”用,不许乱请客!她苦笑着收下了。我还是不放心,又找了乃超,说萧红这样留在武汉不对,应该想法子把她送走;乃超同意,说声韵过几天得重庆,让她们俩结伴走罢。我这才放下了心。
  
  六、重庆
  
  1. 她亭亭玉立地站在我面前,身穿一件黑丝绒的十分合体的长旗袍,显得十分高贵清雅,脸色也像梅花白里透出点淡淡的红色,这时我感到她真美。忘了普通的应酬,就丢开手里的活,拉着她的手,好像他乡遇故人似地亲热。看来她也很高兴,就坐在我床边上,并且还看了看一团血红的小婴孩。
    F拿着这花没地方插,就将它捆在我的床头。他有事出了。
     “你的孩子呢? 一定很大了吧? ”我关心地问她。
     “死了,生下三天就死了!”她有点凄然地回答我。
     我大吃一惊:“怎么会死的? 是男孩还是女孩?”
    “是男孩,唉!死了也好,我怎拖得起呀……”停了一会儿她又接着说:“我一个人到码头上赶船就跌了一跤,当时我心想,孩子呀,孩子呀! 你快跌出来吧! 我实在拖不起了,我一个人怎么把你拖大!可是他啥事也没有……”
  ......
   我再一次的仔细地望望她说:
     “你倒比过胖了,精神也好,穿上这衣服可真漂亮。”
     她高兴地笑了:“是我自己做的,这衣料、这金线、还有这铜扣子,都是我在地摊上买的,这么一凑合不是成了一件上等的衣服了吗?”
     是的,她将金线沿边钉成藕节花纹,那有凹凸花纹的铜扣被她擦得锃亮,使这衣服显得光采夺目,穿衣人也就颇有神采了。我还看到过她穿的另一件她自己亲手缝制的毛兰布旗袍,她用白丝线绣上人字形的花纹,虽是粗布料,穿上它可显得雅致大方。我心想,原来她是爱美的,也很有审美力,过是没时间,没心情打扮自己。 在武汉她将她的女友S的西服上衣和花裙子穿着,倒也潇洒。这次可自己动手精心打扮了。
  
  2. 我有机会见到两位萧红老乡的老朋友, P女士(后来我知道她同萧红的关系是很深 的,这已见之后有关她的回忆文章)来看我,并同我谈到萧红是住在她家生孩子的。她告诉我萧红在产前心情是很好的,不但细心地做了自己的衣服,还给孩子做了小衣服,她是沉醉在做妈妈的幸福中。孩子生得很顺利,低额头、四方脸,看就像萧军。谁知产后三天我们傍晚从医院看了她出来,第二天再,她就告诉我们孩子死了!医生、护士和我们都很吃惊,都说要追查原因,她本人倒反而表示冷淡,没多大的悲伤,只说死了就死了吧! 这么小一个孩子要活下也真不容易!
  
  3. 后来又来过一位东北作家的夫人,她是萧红中学时代的同学。她和我一样是文学爱者,所以对她的成了作家的同学谈得很多。从她那里我们才更多地知道一些萧红的身世和遭遇。她没有读完高中,就被父亲作为交际的礼物将她许配给一个官僚地主的儿子。她不愿意,从家中逃了出来,这样就同她那狠心的父亲决裂了,在哈尔滨街头成了一个挨饿受冻的流浪者。后来她得好心人的资助到北平读书,可是她的未婚夫找上门来用花言巧语和伪装的爱情欺骗她,将她带回哈市。在旅馆里过着盲目的享受生活,钱用完了,她的肚子也一天天地大起来了,那坏蛋就骗她说回取钱,结果逃之夭夭,旅馆留下她做了人质,要让她归还两个人的店饭钱,一直到萧军他们来将她救出。
    她和萧军同居了,孩子也生了,但是付不出住院费。那时他们都无收入,孩子只好送了人,逃也似地离开了医院。当她与我说到萧红这段往事时,她动了感情,不无感慨地说:
     “她好像生来不是做母亲的,没有做妈的命! 第一个坏蛋在她怀孕时抛弃了她,第二个呢,他们两人又分开了。要不是(这样),一家三口多美好呵!”

  4. 我们忽然得到萧军从兰州寄来的信,信中还有一张照片,原-来他已经和一位姑娘结婚了。双双坐在一处山石上,身边还有一只狗。从照片上可以看出姑娘很年轻、很健康也很漂亮。萧军在信里忍不住宣泄了自己充满幸福的心情。
    我们衷心祝愿这一对新婚夫妇天长地久,永远幸福!
    我正在为萧军高兴,萧红一个人爬上三层阁楼来看我们了。F不在家,她留下来,在竹制的圈椅里坐下,半天气才顺下来。她抱怨这山城行路真难,爬高上梯走不完的梯坎,真是要人命!
  ......
   闲谈中,我忽然想到萧军的来信,就不加思索地从抽屉里取出来给她看。
    她仔细地看了信,也看了照片,看了正面又看反面。反面写着:“这是我们从兰州临行前一天在黄河边‘圣地’上照的。那只狗也是我们底朋友……”。她手里拿着照片一声不响,脸上也毫无表情,刚才的红潮早已退了,现出白里透青的颜色,像石雕似地呆坐着。
    我发慌了,后悔了。想不到她对萧军还有这么深的余情! 看得出她心里是痛苦、失望、伤心的。这张照片对她该是一个不小的打击,但又是必然要来的一个打击。
    后来她像是醒过来了,仍旧没有做任何表示,只是说:
     “那我走了,同F说我来过了。”
    就这样像逃避什么似的匆匆地走了。
  
  (白朗《遥祭——纪念知友萧红》)
  1. 有一次,她竟这样对我说:
   “贫穷的生活我厌倦了,我将尽量地追求享乐。”
   这一切,在我看来都是反常的。我奇怪,为什么她对一切都
  像是怀着报复的心理呢?也许,她的新生活并不美满吧?那末,无
  疑地,她和军的分开该是她无可医治的创痛了。
   她不愿意讲,我也不忍触她的隐痛,直到我们最后握别时,她才凄然地对我说:
   “莉,我愿你永久幸福。”
   “我也愿你永久幸福。”
   “我吗?”她惊问着,接着是一声苦笑“,我会幸福吗?莉,未来的远景已经摆在我的面前了,我将孤寂忧悒以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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