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视台词 > 影评 > ：《十二怒汉》一个关于法制、真理和人民主权的理想是由一生祝福网(www.13zhufu.com)为您精心收集，如果觉得好，请把这篇文章复制到您的博客或告诉您的朋友，以下是《十二怒汉》一个关于法制、真理和人民主权的理想的正文：

　　一个场景、十二个角色、九十分钟对话、黑白胶片，就是这样一部看似平淡的电影，成为了IMDB排名第八的经典。尽管时间过了六十年，《12 Angry Men》（十二怒汉）依然是全球影迷心中难以逾越的影史名篇，而它在片中所揭示的一系列深刻话题，一直在引发着持久不息的讨论和思考。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索托马约尔在2012年的一次演讲中就曾说：《十二怒汉》是促使她走上法律事业的最重要的一部影视作品。
　　
　　也许这是电影史上最简单的场景了：一间封闭的小屋内，十二个来自各个阶层、性格迥异的普通人聚在一起，讨论着刚刚结束的庭审，他们将要做出自己的判断，并以此决定一个男孩的生死。这些人有一个共同的名字---“陪审员”。最初的投票开始了：有罪、有罪、有罪。。。。。。十一个人都做出了相同的选择，只差一票，被控谋杀的男孩就将走向绞刑架。
　　
　　放眼千年之前，苏格拉底被雅典陪审团以“传播异端、腐蚀青年”的罪名判处死刑。他的死为西方文化留下了很多永恒的话题，其中最着名的一个就是“多数人的暴政”。雅典的法庭并不是发现真理的讲坛，那只是一群上了年纪的公民和残疾军人们的临时聚会，没有证据显示他们会把自己的意见置于理性的审视之下。性格怪异、经常诘难他人的苏格拉底本就不太讨人喜欢，对自己信仰的坚持则被顺理成章的视为傲慢，500人组成陪审团中有360人判他有罪，哲学家饮下毒酒，安静死。而雅典，将为自己的粗鄙而懊悔千年。
　　
　　如果雅典的“多数判决”制沿用至今，11票的“有罪”已足以致男孩于死地。但《十二怒汉》的时代已经汲取了苏格拉底的教训：---多数人的意见未必一定正确，而少数人并非一定要服从，裁决必须经由陪审员一致同意方可做出。这种变化最早来源于基督教的影响：审判结果必须反映出上帝“明确而毫不含糊的意志”。而在现代社会，则是为了使陪审团仔细听取所有成员的意见。
　　
　　最后的时刻，一个声音出现了：---“无罪”。这意味着讨论将进行下，一切重新开始。亨利.方达所饰演的8号陪审员是持怀疑态度的那个人，他“不知道那男孩是否真的有罪，只是不确定那些证据的可靠性”。这是性命攸关的质疑，也是“合理的疑问（reasonable doubt）”，而这种疑问，构成了英美法系审判制度的基石。正如影片的台词所讲：到底嫌犯有没有杀人，我们不知道，也不可能确切的知道。但是我们的工作不是这个，我们的工作是找出是否存在这样的可能性：嫌犯是无辜的。只要有这个可能性，我们就该判他无罪。
　　
　　这是陪审团制度存在的真正意义。回顾历史，它已经历了漫长的发展演变。早在1166年，亨利二世的政府就建立了大陪审团。至13世纪，以陪审制为核心的抗辩式庭审制度成为在英格兰占据支配地位的审判方法，并获得了很大成功。抗辩制度建立在这样一种假设上：充满活力的竞争式的辩论是实现正义和令群体满意的最佳途径。这是它自诞生以来的首要力量源泉。
　　最初，采纳陪审团制度的国王和领主们仅仅将陪审团看成是在其领土内维持秩序的一种方法。但这个制度正如许多孩子一样，很快就令父母们大吃一惊：它不仅成为政府的工具，而且成为一种反抗和遏制残忍与暴行的机制，成为一股支持理性、常识和怜悯心的力量。
　　
　　1681年一块名为“宾夕法尼亚”的殖民地在北美建立，在为这片新土地制定的政府宪章中，有这样的规定：“所有审判都应由十二人的陪审团决定，这些人应在附近的同阶层或等地位的人中挑选，且应该无一例外的公正无私”。这是美国陪审团制度的开端，它的良性作用很快显现，从此主导了北美大陆的法律生活。“陪审团制度是自由政府的守护神”，汉密尔顿在《联邦党人文集》中深情地说道。
　　
　　并非没有挑战。对陪审团制度最大的质疑是：判断一个人有罪无罪是一件需要专业知识的事情，为什么要交给十二个彼此并不相识，临时凑在一起的“乌合之众”？对此，着名的思想家罗尔斯做出过回答：公平是正义的基础。理性的个人在摆脱自身种种偏见之后一致同意的社会契约，就是公平。同时，任何个体的理性都是存在局限和偏见的，而摆脱偏见的最佳途径，就是各种观点经过充分的辩论而达成共识，并逐渐接近真相。这，恰恰就是陪审团制度的核心理念。
　　
　　十二怒汉们开始了“充分的辩论”，控方证据的混乱和矛盾之处被不断揭示出来，在辩论过程中又经历了六次表决，其结果分别是：11比1、10比2、8比4、6比6、3比9和1比11，同意无罪的人越来越多，只有3号陪审员因为自身的经历而对嫌犯怀有深深的敌意，一直顽固坚持“有罪”。而最终也在人性和良心的煎熬下不得不承认在辩论过程中所揭示出来的那些“合理的疑问”，改变了立场。陪审团做出了一致的裁决，男孩获得了自由。
　　
　　法律史研究告诉我们：在许多案件中陪审团投票将被告人释放仅仅是因为他们认为被告人不应该被判死刑。因此，死刑的存在为创立现代自由起到了不可预期的作用---它增强了陪审团的独立性。而这样的独立性来自于一个着名的案例：在1671年的“布歇尔案”中，由于拒绝根据法庭指示做出裁决，十二位陪审员被投入了监狱。案件送到首席大法官沃冈（Vaughan）的手中，他做出了一个里程碑式的判决：“法官和陪审团也可能根据证据诚实地做出结果迥异的裁决”、所有人都容易出错，因此不应将官方认为的真相强加于人。陪审员们被无罪开释。一项伟大的原则由此确立：由陪审团而非由法官来做出裁决；他们绝不接受胁迫；也不会因为裁决结果而受到惩罚；
　　
　　在法律的范围之内，由人民而非官员对有罪抑或无罪握有最终裁决权。对法庭上的正义来说，没有比这更伟大的胜利了。影片中的一位陪审员终于道出了自己对此的心声：“我们的责任重大，我们拥有伟大的民主。我们被认可和信任，为真正无辜的人洗脱嫌疑。我们拥有这项权力。这是我们强大的原因”。
　　“法律之下人人皆获平等之正义”（Equal Justice Under Law），这是镌刻在美国最高法院大殿门廊上的铭文。陪审团的判决，有可能是高尚正义的，也可能平淡无奇，有时候还会因一些难以逆料的因素而导致争议。但总的来说，它已经做出了很好的服务，通过挫败一些不公正的诉讼、通过对抗官僚政府以保护弱者、通过避免对法律条文的选择性的曲解，陪审员们不仅增强了自由的力量，也增强了法制本身。
　　
　　《十二怒汉》在电影艺术上的成就早已有了很多论述，而这部影片隽永的生命力，恐怕更多是在于它表达了上述的理想，一个关于法制、真理和人民主权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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