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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护人》使正义重归民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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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物原型
  
  《辩护人》于2013年12月28上映,距1981年的“釜林事件”时隔32年。2014年2月13日,《辩护人》上映46天后,釜山地方法院对“釜林事件”进行二审宣判,判决5名被告人无罪,距一审判决时隔33年。
  
  
  《辩护人》中的宋佑硕,原型为卢武铉,学历低、出身贫穷,高中毕业后未能考入大学,一边做泥瓦匠的工作,一边自学司法考试。1975年通过司法考试后,卢武铉成为一名法官,8个月后,在釜山开办了律所,接受大量有关税金和财产继承的案件,业余时间痴迷帆船运动,家庭美满,生活殷实。
  
  
  
  若不是上世纪80年代韩国民主化进程的几经波折,卢武铉可能就一直是那个“既会赚钱又会玩的卢律师”。但1981年的“釜林事件”后,他却在不经意间被推上了国家政治与历史的舞台。当时釜山的22名学生因所谓“左倾学习”被捕,卢武铉阴差阳错地替补进入了辩护律师团,也因此成就了他人生首次的“时局事件辩护”。之后,从1982年“釜美纵火事件”,1985年釜山民主市民协议会运动,到1987年“二七追悼会”,卢武铉都是学生维权运动的积极支持者。当年学生与韩国警察对峙时,在催泪弹的硝烟中,有人看到,那个绝不退缩、永不服输的卢武铉,依然坚守“阵地”。
  
  
  
  1988年,卢武铉当选国会议员,并参加“全斗焕政府非法事件”听证会。听证会上,卢武铉对前任安全企划部部长张世东、现代集团董事长郑周永等人的斥责,慷慨激昂,赢得了万千韩国民众的支持,也使他一跃成为风靡全韩的“听证会明星”,为他日后竞选韩总统积攒了人气。
  
  
  
  影片截取了卢武铉生平中为“釜林事件”受迫害学生维权一段,将其生涯中不同时期的事迹见缝插针的浓缩其中,这种戏剧化的电影文本处理方式,让整部影片的故事更丰满,人物形象更立体。如影片中宋佑硕与釜山市国安局局长“对簿公堂”一幕,像极了卢武铉本人在1988年“全斗焕政府非法事件”听证会上斥责张世东;影片中宋佑硕为能让妻儿住进宽敞明亮的大房子,在墙壁上刻下“绝对不要放弃”字样,与卢武铉本人1960年在日记中写的“草房能变瓦房,泥墙能变砖墙,我决不放弃”如出一辙。
  
  
  
  ■两次转变
  
  《辩护人》虽带有传记性质,但归根结底仍是一部商业电影,转承启合之处流露着好莱坞叙事风格和特征。影片中,导演在故事进程的不同阶段,设置了不同的戏剧冲突,每次旧冲突的化解和新冲突的形成,水到渠成,不露痕迹,导演将生活的百转千回故意放大,供有心之人把玩回味。影片最耐人寻味之处,便是宋佑硕人生中的两次重要转变。放在今天,栩栩如生,仍对我们有所启发。
  
  
  
  宋佑硕的第一次转变颇有些向世俗投靠的意味。宋佑硕决定加入律师行业,并非是其正义感使然,而是迫于生计,妻子待产,儿子即将出生,作为父亲却无力为她们提供基本生活保障,于是努力参加司法考试,试图借此改变自身的经济身份和处境。成为律师后,由于从未上过大学,宋佑硕在职场处处碰壁,无奈之际,开始做一些其他律师不屑做的事情,为不动产买卖和个人避税提供法律咨询,这些虽然为他带来了丰厚的经济收益,但难免被其他律师瞧不起和排挤。
  
  
  
  一次高中同学聚会,已步入韩国中产阶级的宋佑硕表现出对生活现状的妥协,与一位积极参与社会时政的报社同学发生了冲突。他对时局的漠不关心惹恼了对方,也惹恼了一直善待他的饭店老板娘母子,但这些都并不足以改变他务实的价值取向和生活理念。应该说,在这个阶段,电影主要用家庭的亲情、与其同舟共济事业搭档的友情、饭店老板娘的温情,构建出宋佑硕的成长史和奋斗史,宋佑硕像是历史潮流中的既得利益方,顺应时局、明哲保身的姿态一览无遗。可贵的是,宋佑硕依然保有相当的正义感,影片用几个小故事肯定了这一点,为其第二次转变奠定了一定的情感基础。
  
  
  
  1981年,饭店老板娘的儿子朴振宇身陷囹圄,韩国当局“确认”其为“赤化分子”,并与北朝鲜存在隐秘的联系。宋佑硕受老板娘嘱托,答应帮助她替孩子辩护,但此时的他并没有多么强烈的使命感,报恩的成分仍大于维护司法正义。直到他在监狱看到受虐并屈打成招的朴振宇,同情心诱发正义感,宋佑硕才逐渐意识到应该为弱势的学生做些什么。宋佑硕的这次人格转变,并不像一些影评人认为的那样,突兀而缺乏情感根基,事实上他一方面被饭店老板娘的救子行为所感染,另一方面有为自己争口气的“一时意气”(那些曾经嘲笑过自己的律师都不敢接此案),还有从高中同学的那次冲突中重拾信念的因素。应该说,宋佑硕的第二次人格转变,有力的推动了影片高潮的到来,在他激昂的庭审辩词前,整个韩国司法系统似乎也被动摇了,影片“以卵击石、扞卫个体权利和司法公正性”的主题,呼之欲出。
  
  
  
  ■司法正义
  
  说到“司法正义”,还得回溯到上世纪八十年代韩国的大背景。当时,韩国正处于独裁政府专制和社会转型时期,民众不能畅所欲言,也无法自由行动,如今很多韩国电影都在表现那个时代的社会生态,如李沧东的《薄荷糖》和奉俊昊的《杀人回忆》。
  
  
  
  本片更加直接,对准“釜林事件”,将全斗焕政府肆意抓捕“带有反动思想”的学生、僭越司法迫害学生的行为表现出来。值得欣慰的是,虽然当时韩国军事独裁政府很大程度上可以捏造证据、操控审判,但庭审现场向媒体公开的做法,也一定程度上对最终辩护过程和审判结果起到了积极作用。《辩护人》正是对此有敏锐捕捉,才促使通篇故事的逻辑顺理成章。
  
  
  
  影片中,宋佑硕紧急提请证人的做法,是在外国记者可以进入和旁听的情况下完成的,这不仅使整个事件引起全世界瞩目,也让韩国政府强调片面的司法正义的行径跃然纸上,为媒体呼唤社会正义、影响最终审判结果埋下了伏笔。应该说,宋佑硕凭借一己之力,对抗整个韩国司法系统,之所以可为,是建立在新闻媒体相对自由的基础上的。
  
  
  
  《辩护人》虽然描写的是韩国政治最黑暗的时期,但同时用“新闻自由”在乌云密布的天空上拨开一片蓝天。作为韩国主流商业电影,《辩护人》能在题材上触及敏感事件,又能赢得观众亲睐、深入人心,一个重要原因便是这份伸张正义的决心。影片结尾,釜山99名律师联名为宋佑硕辩护的场景让人记忆深刻,它反映了民意悄悄渗入司法体系,在有人为维护他人权利发出声音的时候,所有人都会为维护他他而站出来说话。这种突围集权意志,在大多数人选择沉默时的辩护,放在任何时代都有鼓舞人心的效果。这个段落,观众很容易想到杨德昌的《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正义似乎在报名声中重新回到普通民众那里,代表大多数意志的公民肯为律师辩护,与律师为民众权利辩护,相互映射,这也升华了影片“辩护人”的通篇意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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