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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55周年，在这一年的戛纳国际电影节上，一部由中国导演姜文执导的抗日题材电影《鬼子来了》获得评委会大奖。究其获奖之原因，我认为从根本上说只有五个字：历史的真实。影片从小人物马大三的离奇遭遇切入，用荒诞的手法讲述了日伪政权统治下河北农村人民的悲惨生活与命运，暴露了国民党片面抗战路线的弊端，诠释了创作者对“生存”主题的思考。15年过了，纵观抗日题材的影视作品，虽不乏《南京！南京！》、《风声》、《亮剑》等精品力作，但也出现了诸如“手撕鬼子”、“手雷炸飞机”等篡改抗战史实，甚至违背基本科学原理的荒谬剧情。这不得不让我们再一次思考影视创作的逼真性与假定性的矛盾与统一的问题，因此也有必要在抗战70周年之际再谈一谈电影《鬼子来了》的历史背景。
　　 影片叙事的大背景是抗战末期仍处于日本侵略者统治下的河北农村地区的缩影——挂甲台。从1937年9月25日河北省首府清苑（今保定）沦陷算起已有八年。长期的战争威胁、全面封锁、经济掠夺和奴化教育已经使得本就贫穷落后的村庄更加萧条破败，饥寒交迫村民手头只有一把手枪，其余只有菜刀和斧子，面对装备精良、耀武扬威的日本鬼子他们敢怒不敢言，更不敢也没有能力“抗日”，在“生与死”之间，“求生”是人类之本能，依旧保持着人之初的那份善良与天真，依旧保持着是“老婆、孩子、热炕头”的生活追求，依旧保持着头脑中只有慈溪太后的封建帝制，在现代人看来，这些都是愚昧、庸俗、守旧的国民性，也未免过于“苛求”我们的祖辈，随着时代的发展，或许在我们的子孙眼里，我们现在的生活也充满了愚昧、庸俗、守旧。唯物辩证法要求我们不能以现在的眼光看待过的事物，要从当时的社会环境出发，追寻历史的真实。此外，“国民性”一词不是专有名词，任何一个国家的人民都有“国民性”，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国民性。影片不仅是对当时我国国民性的书写，也是对当时日本侵略者国民性的书写——残暴、军国主义、愚忠于天皇。
　　 第一、影片真实反映了日本侵略者在沦陷区进行文化侵略与奴化教育。片头一段二拍子的《日本海军进行曲》伴随着行进的队伍走过写有“东亚新秩序”的砖墙，一个小孩子在村口大喊一声“鬼子来了”！鬼子来干什么呢？居然来给孩子们发糖果，还开心地和孩子们玩猜一猜的游戏，夸小孩聪明。一切又是那样的荒诞，让人惊呼“不可能”！真的不可能？依据《抗日战争史》的叙述：“在沦陷区，日本着力宣传的是‘大亚洲主义’这种宣传实际上是要中国沦陷区人民自觉接受日本的奴役，承认日本在建立‘东亚新秩序’中的霸主地位。”正所谓征服一个国家，必先征服其文化，董汉臣教小碌碡说日语，骗他说这句话的意思是“叔叔给糖”，实际的意思却是“墙里面有日本人”，原来这是一句给日军通风报信的话。这一情节背后隐含着日伪着力推行日语教育，借机宣传所谓“亲仁善邻”的奴化思想，据《伪华北政委会教育总署方针》所述：“尽力提倡我国固有之美德……以亲仁善邻之旨，谋东亚及全世界和平。”最可恶之处就是这些奴化教育的主要对象是少年儿童，被饥饿摧残着的孩子们在糖果的诱惑下，天真地认为日本侵略军是“亲善”之人，在日军对村民的大屠杀中，小碌碡竟然以为现场奏响的日本军歌是分发糖果的信号，他拉着日军头子腰带，说着那句日语，索要糖果，不幸成为表达忠心的刀下之魂，他躺在地上，睁着大大的眼睛，望着那曾经给他糖果的军队，荒诞的情节强烈地讽刺着控诉着这所谓的“亲善与和平”。
　　 第二、影片真实反映了日本侵略者在沦陷区进行经济掠夺与全面封锁,进一步对中国人民进行奴役，同时暴露出国民政府片面抗战路线的弊端。在这样的大环境之下，挂甲台的村民粮食短缺，生活困难，只能用粗粮“招待”花屋和董汉臣二位俘虏，董提出“吃白面”的要求一下子难住了马大三，并且预言在村里找不着白面。不料马大三找到了私藏的白面的八婶子，以借一还八的代价借来了白面，在年三十给俘虏包了一顿饺子，看见白面饺子，花屋不仅不感恩，反倒大嚷：“私藏物品，我一定要杀了他们！”除了搜刮白面，片中还描述了两个鬼子阻止六旺出村，在地上画圈说“出的不要”，之后又到马大三家里抢鸡吃，马大三又气又恨，拿出菜刀想和鬼子拼命，可是没有勇气面对敌人的步枪，求生的欲望再一次浇灭了反抗的斗志。后来他代表五舅老爷扛着豆子进城“买凶杀人”，在城门口接受皇军检查“良民证”被皇军就胡子的问题羞辱了一番才得放行。这一系列看似荒诞可笑的情节真实反映了日军在沦陷区封锁禁运，圈占土地，修建堡垒，掠夺粮食，鱼肉百姓的法西斯暴行。
　　 日军长期的剥削与奴役以及国民政府不重视农村地区抗日武装建设，使得村民对日本侵略者的态度发生分化，其一是以七爷为代表的坚决抵抗派，但其他村民都强调“保命”而视之为疯子。其二是以马大三为代表的妥协派，他急于摆脱两个俘虏给他生活带来的灾难，长期的饥饿和家庭的建立使他对粮食的需求尤为迫切，因此最先同意用俘虏交换粮食的方案。其三是五舅老爷、八婶子、二脖子、六旺等中间派，他们不敢抵抗也害怕背上汉奸的骂名，最终在粮食的诱惑之下被马大三说服，成为妥协派。签订的交换契约上写着：日人花屋小三郎，年腊月来吾乡……吾等村民，仁义心肠，寝食不安，鼎力相帮，节衣缩食，悲苦难当……花屋感恩，允我口粮，两大车整，报答有方……花屋汉臣，奉返日方，自此之后，两不相伤……。出人意料的是，日军不仅兑现了两车粮食的承诺，还奖励四车，大家笑得合不拢嘴。生活在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村民对粮食的渴望和求生的本能已经使他们的灵魂与躯体在得到粮食之后一下子跨入了暂时坐稳了奴隶的时代，顿时高兴起来，甚至与日军一起联欢，就在大家酒过三巡，歌舞升平之时，酒冢队长突然问抓花屋那个“我”是谁，见无人能回答，进而怀疑村民派马大三和鱼儿搬兵，要将日军一网打尽，现场气氛急转直下，他无视“两不相伤”的承诺，下令对村子进行屠杀，为了掩盖罪行，还放火烧了整个村子，只有七爷在生命的最后一刻打响了反抗鬼子的唯一的一枪，在他的世界里只有抗日精神，没有对物质生活的追求，没有对死亡的恐惧，他是那样大义凛然，又是那样孤独无助。逃过一劫的马大三曾说“我不是队上的人”，最先受害的六旺曾经进城找“五队长”，让人不禁要问，为什么村里没有形成一支抗日武装力量？这暴露出国民党片面抗战路线的弊端，单纯依靠英美援助，没有意识到农民是民主革命的主要力量，不发动工农群众，将希望寄托在政府和正规军的抵抗，致使大多数沦陷区农民群众处于生活困难、思想麻痹、武器短缺，不敢也不能反抗的窘境，不得不遭受奴役甚至屠杀。
　　 第三、影片真实反映了战争本身给除中国人民之外的日本人民造成灾难，战后中国已经处在内战爆发的边缘。在叙事上超越了战争中成王败寇的传统观念，将胜败双方均放置在人性的天平上进行衡量，片中难能可贵地出现对在华日本妇女生活状态的描述，从侧面传达出对战争中日本平民悲惨境遇的人道主义关怀，画面不多，真实而打动人心，其一是描述抗战时期，一位日本妇女在阁楼上看见自己的丈夫身负重伤，躺在担架上不省人事，她再也控制不住内心的痛苦，哭喊着丈夫的名字——松野。其二是抗战结束之后，两个蓬头垢面的日本妇女见到在日俘营门口假装买烟卷的马大三，要做他的老婆，给他干活，跟他回家。一心找日军复仇的马大三并没有伤害两位妇女，他知道日本平民和自己一样，也是战争的受害者。
　　 在时间线索上，影片没有将《停战诏书》的发布作为故事的结束语，而是延续至战后中国，外战止而内斗起，日本人奴役中国人的日子一不返，中国人奴役中国人的闹剧又粉墨登场，日军的剥削屠戮硝烟弥散，国军的恐怖统治接踵而来，不需要法庭审判，也没有律师辩护，仅凭高少校一人之令，董汉臣中枪身亡，中国人杀中国人呀！更可笑的是高少校说日本人是人，而马大三是畜生，不能玷污国军的双手，因此命令酒冢队长执行死刑，他把刀交给花屋小三郎，面对曾经的恩人，花屋毫不留情，刹那间，影片以滚落的头颅的主观视角进行拍摄，黑白的世界变为彩色，鲜红的血色划过，是两片眼睑开合，只见马老三的头颅立在地上，面部突然露出一丝微笑，画面变为令人恐惧的红色，影片的主题突破国家和民族的限制，具有世界意义，强烈谴责了人类社会中一切非正义的杀戮。国军对内实行“人治”，肆意屠杀国民，对外讲求“法治”，依据《中美英三国促令日本投降之波茨坦公告》第九、十条：“日本军队在完全解除武装以后，将被允许返其家乡，得有和平及生产生活之机会……对于战罪人犯，包括虐待吾人俘虏者在内，将处以法律之严厉裁判。”这就是内外有别，双重标准，相比之下，暴露出国民政府对内独裁专制，剥削百姓，在抗战后期，分裂统一战线，消极抗日之劣行，也预示着这种“假和平”将被“真内战”的枪声打破，国民党在中国大陆的统治也将宣告结束。
　　 历史本就残缺，艺术需要留白，影片《鬼子来了》留给我们许多疑问：那个送俘虏到马大三家的“我”是谁？他为什么不履行诺言？一刀刘为何失手？鱼儿的命运如何……。这或许正是荒诞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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