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视台词 > 影评 > ：《6号小姐：音乐把我拯救》是幸福还是幸福感?是由一生祝福网(www.13zhufu.com)为您精心收集，如果觉得好，请把这篇文章复制到您的博客或告诉您的朋友，以下是《6号小姐：音乐把我拯救》是幸福还是幸福感?的正文：

　　撰文/Andy
　　
　　现在，几乎世界每个角落、每位大师都在谈论“幸福”，用所谓的“幸福指数”衡量我们的生活，到底，什么是幸福？ 今年奥斯卡“最佳纪录短片奖”《6号女人》（The Lady In Number 6）的原型Alice女士，历经过命运多舛的人生，但她用从容的笑容，赶跑阴霾，让悲伤和痛苦远离。读了她的故事你就知道，原来，比起空谈幸福，还有更有意义的事等你做，心动不如行动有人问上帝，“喜欢”与“爱”有什么区别？上帝指了指一个孩子，他站在花前，沉迷于花朵的美丽，不由伸出手把花摘了下来。上帝说：“这就是喜欢。”接着，上帝指了指另一个男孩，他满头大汗地给花浇水，又站在花前，挡住炎炎烈日。上帝说：“这就是爱。”
　　
　　听完这个小故事，你一定明白“喜欢”与“爱”的区别：喜欢是为了得到，爱却是付出。
　　
　　最近网络上有篇文章《幸福并不是生命的全部意义》广为流传，讨论了类似的话题。读后，让人深思，文中有这么一段话：“人生而为人，一辈子活着理应追寻生命的意义，把私利放在一边，超越自我。多‘给予’，少‘索取’。这不仅仅是在表现最基本的人性，我们也应该承认：追求幸福感，并非生命的全部意义。”
　　
　　这，不禁让我们生出一连串疑问：世界各地都在鼓吹“追求幸福”，我们真的更幸福了吗？如果“幸福感”不是生命的全部意义，我们活着又是为了什么？
　　
　　有次，一位生意人带着一肚子疑问向一位大智者请益：“我生意做得很大，但一直没明白，追求地位和财富是不是错的？是不是不能得到幸福？”智者头也不抬，淡淡地说了一句：“鞋穿在脚上，舒服不舒服自己知道。”生意人丈二和尚摸不着脑袋，满脸狐疑。半晌，智者终于抬头，语重心长地说：“追求地位和财富没有错，错的是不能直接把这些东西当作幸福本身。财富与地位只是引发幸福感的一种因缘，得到财富和地位固然会引发幸福的感受，但，得到这些东西的人并不一定幸福。”原来如此！我们常常把“幸福感”和“幸福”划等号，实际两者相距千里。
　　
　　那，什么是幸福？
　　
　　不同的人对幸福有不同的理解，不同的人生对应不同的幸福，甚至一个人在不同人生阶段对幸福也有不一样的看法。既然如此，与其拼命想弄清什么是幸福？还不如把“幸福”真真切切活出来。
　　
　　基督.克里希那穆提是印度20世纪最伟大的觉悟者，他有几段话正好为我们开示了“把幸福活出来”的具体方法：
　　
　　“一旦发现真正爱做的事，你就是一个自由的人了，你被赋予了无穷的创造力和坚定的信心。但，如果你没发现，你只好做人人羡慕的律师、政客或这个那个，你不会幸福的，因为那份职业是毁灭你自己和其他人的工具。
　　
　　“你必须找出什么是你爱做的事，不要用流行的价值标准选择职业，那会使你永远无法弄清自己到底爱什么。如果你真的爱一件事，就不会有选择的困难。心中有爱，让爱运作，它会引领你正确的方向，爱是永远不会追求成就的，它也永远不会陷入模仿中。
　　
　　“如果你只是随意做一些你喜欢的事，对不起，那不是我说的‘真正爱做的事’。发现你真正爱做的事，需要很深的专注力及洞察力。做事时，不要把谋生放在首位考量，如果你发现了真正爱做的事，你自然就会得到谋生的工具。”
　　
　　说得真好！“如果你真的爱一件事，就不会有选择的困难。”相信，如果你真正找到爱做的事，你再也不会问“什么是幸福”、“怎样得到幸福”之类的问题。因为，幸福早已融进你身体的每一寸肌肤，而你，已经把幸福全然地活了出来。
　　
　　这也正是那篇流行的博文《幸福并不是生命的全部意义》传达的主旨：“当那些一味追求幸福感的人正忙不迭地满足自己无穷无尽的欲望时，那些追求生命意义的人早已超越了自我，他们更愿意伸出双手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研究者写道：‘一味地追求幸福感，会对周围需要帮助的人视而不见。’……一个人越忘我，为了所爱之人、所爱之物燃烧自己，这个人才是一个真正的人。”
　　
　　
　　有这样一位老人，名叫Alice Herz Sommer，历经了纳粹大屠杀，是世界上最长寿的幸存者，也是最年长的钢琴家。以她为原型的纪录片《6号女人》（The Lady In Number 6）不久前荣获了2014年奥斯卡最佳纪录短片奖。美国《洛杉矶时报》这么评价她：“她的伟大不仅仅因为坐在6号监狱长凳上弹出了美妙的音乐，更因为她从不带着愠怒回首往事。”
　　在Alice生命的最后十年，作家卡罗琳.斯托辛格（Caroline Stoessinger）一直陪在她身边，并根据Alice的回忆，撰写了《百年智慧》一书。卡罗琳在序中写到：“Alice坚持自己寻找结婚伴侣，虽然历经心碎，却不改初衷；在集中营里，她选择按自己的方式对待所有人，即使遭受狱友白眼，也保持着对纳粹看守礼貌称谢；亲历了纳粹的疯狂与残酷后，她没有发泄愤怒，而是花费一生的时间思考，最终发现‘每个人都能选择善恶，选择权在我们自己手上，在我们每一个人的手上。’即使老来丧子，她也充满感激，感谢儿子‘无需经历年老衰弱’，感谢‘他生命的最后时刻还在演奏音乐’。同样，Alice十分清楚，她在世的日子所剩无几。但在生命的最后几年，她没有把宝贵的时间耗费在对死亡的恐惧与对未知的忧虑中。她将生命和死亡视作无限的一部分，断言‘我活在音乐里，也将死在音乐里。’”
　　Alice最爱弹钢琴，弹了一辈子。她为所爱之人、所爱之物燃烧自己，是个真正的人。她一定能告诉你，怎样活出幸福的人生。
　　
　　“我活在音乐里，也将死在音乐里”
　　1903年11月26日，一个寒冷的冬日，我出生在布拉格。我父亲叫弗里德里希?赫茨（Friedrich Herz），母亲是苏菲?赫茨（Sofie Herz），他们给我取名艾丽斯（Alice），寓意“高贵之人。”父亲是位很成功的商人，母亲受过高等教育，是位艺术家，在艺文圈很活跃，与当时许多大家，比如奥地利作曲家及指挥家古斯塔夫.马勒、德国小说家托马斯?曼、奥地利着名作家斯蒂芬.茨威格、奥地利小说家弗兰兹.卡夫卡等都是好友。
　　小时候我生活安逸，阅读和听音乐是我们全家最主要的休闲方式。耳濡目染，从小我对音乐就很有感觉。我大姐艾尔玛钢琴弹得很好，我7岁那年，她开始正式教我。我似乎是为钢琴而生，一开始练习就停不下来，能熟记每一首学过的曲子。
　　我还记得那时家中有台大三角钢琴，差不多占满了整间客厅，是外婆留下来的。不弹的时候，琴键总要盖起来，妈妈规定，不洗手谁也别想碰。睡觉前，我和哥哥保罗总要合奏几曲，肖邦或施特劳斯的圆舞曲、贝多芬的早期奏鸣曲等是我们演奏频率最高的曲目。直到现在，晚上睡觉前我似乎还能听见邻居们喊：“快来呀，赫茨一家的表演开始啦！”
　　学琴两年，艾尔玛给我引荐了她的前任钢琴老师——瓦茨拉夫?斯捷潘（Václav ?t?pán），他是当时布拉格最好的音乐教育家。他听了我的试奏，赞不绝口，答应每周辅导我一次。20岁出头，我从布拉格德国音乐学院（Prague German Conservatory of Music）顺利毕业，拜大音乐家安索尔奇为师继续学习，我的首场独奏音乐会由捷克爱乐乐团伴奏，音乐大家马克斯?勃罗德前来捧场。以后，只要在布拉格演出，我总会瞅一眼马克斯常坐的位置。只有马克斯在场，我才开始弹奏。有人我问：“年纪那么小就办独奏会，会不会怯场？”我告诉他：“一个人之所以怯场，是因为他太关心别人怎么想，而非关注音乐本身。我如果怯场，也是因为内心的挑剔。琴键一响起，所有的担忧瞬间全没了。”
　　25岁前后，我的一位发小猝然离世，我伤心极了，一度中止练琴，朋友和家人都很担心。我好友的哥们儿——利奥波德听说了这件事，虽从未谋面，但他给我写了封安慰信，信中他说：“虽然这位年轻姑娘的离世让爱她的人沉痛无比，但对于她来说却不一定是‘坏事’。你们要把死亡当作一个警示，常花时间审视自己的人生，思考一生中什么才是最重要的。……衡量一个人的价值，不是看他有多少钱，有什么地位，而是他懂得抓紧每一天，努力活出人生的意义。”这算是他写给我的第一封情书吧，我100多岁了，至今记得他在信中写的每一句话。
　　在好友的撮合下，我们很快开始交往。利奥波德博学多闻，品格高尚。我很尊重他，从他身上学到许多东西。而他也很尊重我——尊重我本人，也尊重音乐对我的意义。1931年，我28岁，父亲逝世几个月后，我决定嫁给他。他人很好，但我一直对捷克男人的生活方式心存畏惧。传统的捷克男人结婚后，会明目张胆地包养情妇。结婚那晚，我对他说：“我知道我不漂亮，你以后肯定会遇见好多美人，我不会有丝毫抱怨的。”事实证明，我的担忧纯属多余，他一辈子都对我“忠心耿耿”。婚后的日子简单幸福。平日要是没有演出，我就在家里给学生上钢琴课。利奥波德在公司上班。晚上，我们要么听音乐会，要么看戏。周末，不是布拉格当地的艺术馆，就是与朋友们欢聚。
　　1937年，我34岁，我们有了个“小天使”。为了纪念我人生中的第一位钢琴老师，我们给他取名为斯捷潘（?t?pán）（后来在以色列，斯捷潘将名字改成了希伯来语的“拉斐”[Rapha?l]）。我们的公寓温馨舒适，三口之家其乐融融，还雇了一名厨师和一位保姆。但好景不长，这个熟悉的世界很快就消失了。
　　1939年3月5日，希特勒的军队攻占捷克斯洛伐克。1942年年初，我的母亲和利奥波德的父母成了第一批被送往特莱西恩施塔特集中营的犹太人。我永远也忘不了，那天我72岁的老母亲背着沉沉的行李，步履凄凉，头也不回，一步步走进纳粹集合犯人的大楼，渐行渐远。我站在人群外，什么都不能做，什么都不能，那是我人生中最无助的时刻。那天后，我再也没见过她。
　　1943年7月，我和利奥波德也被驱逐到特莱西恩施塔特中转集中营，我渴望在那找到母亲，可是没有。直到很多年后，我才得知，在我到达特莱西恩施塔特中转集中营前，母亲被转了死亡集中营，我悲伤欲绝。在特莱西恩施塔特中转集中营，男女分开居住。每天劳动结束，利奥波德就会想方设法见上我们一面，说几句悄悄话。有几次，他还偷偷塞给拉斐几块面包。拉斐一见父亲，就开心得不得了。
　　集中营的日子灰暗抑郁，但到达特莱西恩施塔特集中营的第三天，我被看守的人叫准备下周的独奏会。我告诉他们，我得花时间练琴。于是，他们同意让我每天在劳动开始前练琴一小时，早上9点到10点。第二天，我在集中营里找到了琴房，立刻弹起肖邦的练习曲，却发现踏板踩不动，有几个琴键也卡住了，但总好过没有，很快我就适应了钢琴的缺陷。
　　与其他集中营不同，特莱西恩施塔特仍保留了旧日生活的痕迹。尽管那里笼罩着恐怖气氛，犯人们毫无人身自由，但音乐家练琴，演员表演，教授讲学，艺术家在纸片上作画，朋友间甚至还相互打趣。纳粹组织文艺活动，最终的目的是为了政治宣传。但他们没有意识到，正是由于音乐会的帮助，听众和表演者才活了下来。
　　在集中营，我要经常演出。我发现，弹琴的时候，有些纳粹士兵会站在后排听，有的站在窗外听。我常常想，他们的父母是谁？他们为何到了这里？他们怎能既热爱音乐，同时又戴着十字标记、为恶人服役？他们真的憎恨犹太人吗？他们是自愿参军，还是被迫？几个月过，几张年轻面孔逐渐熟悉起来。
　　有天夜里，演出结束，我要返回住处，一位年轻的军官走了过来，他个子很高，非常瘦，头发又黄又直。“打扰了，”他说，“我得谢谢您。您的演奏简直无与伦比。”我看了看他，点头致意。事后，我很后悔，因为我没有当面好好谢谢他。要知道，在集中营里他竟敢公然表扬我，也不怕口吐善言会给自己惹下麻烦。不过，我也注意到，狱友们只要一看到我对纳粹兵礼貌一点，就会对我恶语相向。那晚以后，我决定做回自己。我要平等地对待每个人。如果纳粹士兵赞扬我，我一定报以感谢，和对待其他人一样。
　　遇见那位纳粹军人后差不多一年，我又演奏了一场贝多芬作品音乐会，精彩绝伦。音乐会结束，一个年轻的士兵挡在黑暗的门口。他开口说话，吓了我一跳。“您是钢琴家萨默夫人吗？”我边走边回答：“是的，我是萨默夫人。”“请留步，”他下命令，“我得和您说句话。您别害怕。”我反问他：“你想做什么?”“萨默女士，”他用德语继续说，“我来自一个音乐世家。我妈妈钢琴弹得很好，她带我听过很多场音乐会，我懂音乐的。我只想谢谢您的演奏。您的演奏对我来说意义非凡。”我笑起来，低声回答：“谢谢。音乐对您有用，我也很高兴。”有那么一瞬间，我看到了他内心的纠结、恐惧与兴奋。若不是那身制服把我们分隔开，兴许，我们还能作朋友。看看四下无人盯梢，那个士兵继续说：“请稍等，还有一件事。您和您的小儿子不会出现在任何驱逐名单上。你们会一直待在特莱西恩施塔特，直到战争结束。别害怕，你们会平平安安的。”说完这些话，他转身离。我再也没有见过他，也不知道他的姓名和军衔。他后来被派前线了吗？他现在还活着吗？……战争结束前，我和儿子真的没有出现在任何一份驱逐名单中。我一直在想，那位挽救了我性命的年轻纳粹军官，付出了什么代价？
　　
　　
　　1944年9月28日，我最后一次见到我的丈夫。那天，利奥波德被推上开往奥斯维辛的火车。“普茨（他的小名）”，我一直狂喊着他的名字。战后，我得知他被纳粹转送到达豪（Dachau）集中营，1945年3月28日，在饥寒交迫中离开人世。此时，距4月29日达豪集中营解放，仅剩1个月零1天。他和我一起生活了11年，对我没有任何不忠。反倒，我作为一名妻子，亏欠他太多。战后，一位曾与利奥波德同居一处的男人来拜访我，给我带来了一把小小的锡汤匙，那是利奥波德在集中营用过的，我留到现在。法国作家圣?埃克苏佩里有句话说得极妙：“爱不是相互凝视，而是朝着同一个方向遥望。”
　　1945年5月8日，前苏联红军解放了特莱西恩施塔特。我和拉斐回到布拉格，当时我已经42岁，拉斐8岁，布拉格不再是当年的布拉格，我们缺衣少食，过的熟人也遍寻不着。1949年，在姐姐的帮忙下，我们决心移居以色列。以色列接纳了我们母子俩，拉斐在那里读书上学，作为纳粹大屠杀的幸存者及家中独子，他本可以免服兵役。但我和他都觉得，这个国家在我们无家可归时伸出了援助之手，那么我们理所应当要为它做点什么。拉斐入伍了，在管弦乐团演奏大提琴，也在乐队吹萨克斯管，他是我的骄傲。退伍后，他伦敦进修，他的音乐才华很快得到了世界认可，我则留在以色列教授音乐。
　　1986年前后，在拉斐的一再请求下，我决心搬到伦敦和他一起生活。刚到伦敦没多久，我被检查出罹患乳腺癌。拉斐陪我就诊，和医生一起讨论治疗方案。医生忧心忡忡，又不愿吓坏我，详细解释了老年人得乳腺癌和年轻人不一样：“我们可以做手术切除胸腺。但您恢复起来需要时间，而且，因为您年纪较大，麻醉和手术本身的风险也就更大。”“如果我不做手术呢？”我问。“像您这么大的年龄，”医生说，“肿瘤生长地非常缓慢。癌症扩散的可能性极小。”听医生这么说，我马上说：“既然如此，我当然要做手术。最快什么时候能手术呢？癌细胞必须清除。”拉斐也向医生保证：“我妈妈不是一般的老人，她年轻得很，每天都弹琴、游泳呢。”托拉斐的吉言，手术后，我康复飞快。
　　在伦敦，有位出版社前总管与我住在同一个公寓。她年纪和我相仿，建议我一同上第三龄大学（University of the Third Age），第三龄大学是一些社会活动家在剑桥大学设立的学校。我和她听了几节课，太有趣了，立刻报了两门课程：一门是现代欧洲史，一门是斯宾诺莎和康德作品研究。我在课堂上老是提出一些很尖锐的问题，比如“如果历史学家心存偏见，故意扭曲真相以证明自己的预设怎么办？您怎么发现呢？”，每次把教授问倒，我都特别不好意思。
　　2001年11月13日，距离我98岁生日还有13天，当天晚上拉斐在以色列演奏完一场音乐会，整场音乐会他拉的都是贝多芬的曲子。他很开心。音乐会后，他告诉朋友身体不太舒服，他们把他送进医院，然后他被推进手术病房，再也没醒来。拉斐是我这辈子最杰出的作品，这辈子他只让我伤心过一次——就是他走的那天。不过，我还是很感激：“他走得很平静，没受什么罪，他人生中的最后一天很美好，最后的记忆全是音乐。他不知道自己会死，所以从始至终都没有害怕过。”
　　很多人认定拉斐的离世对我是致命的打击，的确，他走后很长一段时间，我每个月都要叫孙子带我他的墓地看看。但我想，我并不是天底下唯一一个失孩子的母亲。我从伟大的钢琴家克拉拉?舒曼身上汲取了力量。100年前，克拉拉?舒曼先后失了两个孩子，是音乐支撑她走下，直至她最后一次闭上眼睛。我也一样。
　　拉斐走后，我变得更独立。每天饮食规律，保持锻炼，每天坚持练琴3小时。我天天吃一样的食物：早餐，一片吐司面包夹一片芬达奶酪，半个香蕉或一个苹果，一杯热水；午餐和晚餐，一碗鸡汤。我只喝热水，偶尔尝点水果。105岁以后，我视力不太好，才答应午餐不再喝鸡汤，改为订制送餐服务。通常午餐会装在一个小黑盒里，下午一点准时送到门口。那些年轻的送餐员满脸笑容，亲切地叫我“Alice”。有朋友取笑我：“每天吃一样的食物，全世界只有你！”可是，我真心觉得很美味呢。
　　最近几天，我在反反复复地听马勒的《第二交响曲》，我很喜欢第四乐章的开篇《太初之光》（Urlicht），尤其是开头的那几句歌词——“我由上帝而来，我将回归上帝”。活了一辈子，我很认同斯宾诺莎说的那句话：“你想事情怎样，它就是怎样。”只要我有一口气在，就不会停止思考、学习，还有教学。我一直充满好奇——对人感兴趣，对音乐更感兴趣。这就是我的人生。
　　2014年2月23日，在她为我们讲述了这篇故事半年不到，Alice病逝家中，享年110岁。10天后，以Alice为原型的纪录片《住六号公寓的女人》（也译作《六号女人》）摘取奥斯卡最佳纪录短片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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