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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部份：理论溯源
　　
　　「麦当劳化」（McDonaldization）是美国当代社会学家乔治.里茨尔（George Ritzer）在其1993年发表的着作《社会的麦当劳化》中提出的概念。它指涉的不是麦当劳快餐店，而是现代社会的各个领域被快餐店原则所主导的「合理化」（rationalization）过程。
　　里茨尔在书中提出了麦当劳化的四个基本方面，即效率（Efficiency）、可计算性（Calculability）、可预测性（Predictability）和控制（Control）。以麦当劳快餐店作为范例：「效率」意味着从一点到另一点的最佳方法，即顾客可以用最短的时间填饱肚子，员工可以更快捷更简便地完成任务，经营者可以赚取更多的利润；「可计算性」指的是生产和销售过程中一切过程和结果的量化，例如做一个汉堡所花费的时间、每日汉堡的销售数量以及每个汉堡的大小；「可预测性」是指产品和服务无论在何时何地都必须确保是一样的，例如不同分店的同一款汉堡彼此间不会有差别；而「控制」则是通过一些非人类的技术或者机器来实现，例如用不舒服的座椅来控制顾客用餐的时间，以及用自动化的流水线来控制员工的工作速度等等。
　　里茨尔首先肯定了麦当劳化的积极作用，比如它使现代社会的商品和服务对时间和空间的依赖性比以前大大降低，还让无论是何种种族、性别以及阶层的人都能得到公平的、均等的待遇。然而，里茨尔还是将论述的笔墨集中在麦当劳化的负面影响上。他认为，首先，它使各种机构和过程单一化和机械化；其次，对於过程的控制反过来控制了人，将人非人化（dehumanize）；最重要的是，当麦当劳化发展到极端，整个社会被编织成一张无所不包的大网，没有任何个体能够逃离。
　　里茨尔的麦当劳化理论是继承了马克思.韦伯（Max Weber）的形式理性理论（formal rationality），而韦伯认为形式理性的弊端是理性的非理性（irrationality of rationality），最後将筑成一个理性铁笼「iron cage」。里茨尔在着作的最後提出了尝试打破麦当劳化铁笼的一些方法，这些方法非常具体、琐碎，琐碎到就像是一本个人生活指南，并未能在更宏观的层面给出解决方案，而另一方面，这正是对麦当劳化进程的不可抗拒性的一种悲观表达。
　　
　　第二部份：现象分析
　　
　　里茨尔在论述麦当劳化的四个基本方面时，都选择了高等教育作为其中一个例子来展开阐述，认为高等教育是已经被麦当劳化侵占的领域。其实不仅仅是高等教育，一切形式和等级的教育都在经历着不同程度、不同阶段的麦当劳化。汉语中的「教育」一词本身就具有这样的特性。「教」字可以拆分为「孝」和「攴」两个部份，「攴」为象形字，象以手执杖或执鞭之形，意为轻轻地击打；「育」为母产子的象形。许慎（1981）在《说文解字》中解释为：「教，上所施，下所效也」；「育，养子使作善也」。可见在汉语中，「教育」一词原本就有上行下效的暴力控制和训诫意味。
　　教育题材的电影在影史中屡见不鲜，比如1968年弗雷德里克.怀斯曼（Federick Wiseman）的《高中》（High School），1989年彼得.威尔（Peter Weir）的《暴雨骄阳》（Dead Poets Society），1998年格斯.范.桑特（Gus Van Sant）的《骄阳似我》（Good Will Hunting），2004年克里斯托夫.巴拉蒂（Christophe Barratier）的《歌声伴我心》（Les Choristes）。2005年，周浩导演的大陆纪录片《高三》，记录了中国福建省武平县一所普通中学的一个高三毕业班全体学生的真实生活。而武平一中高三（7）班这一个小小的班级，正是对每一个中国学生已经经历的、正在进行的、或即将迎来的这一个特殊的人生阶段最真实的缩影。2006年，尼古拉斯.希特纳（Nicholas Hytner）导演的英国剧情片《历史系男孩》（The History Boys）讲述了八个优秀的高中男生在两位教学风格迥然相异的老师的教导下准备牛津和剑桥招生考试的经历。这两种分别以统一考试和个性化发展为导向的教育理念，姑且可以被俗气地成为「应试教育」和「素质教育」。
　　高中三年级是中国应试教育体制的极端发挥，其麦当劳化特质在纪录片《高三》中有集中的体现，对里茨尔提出的麦当劳化的四个基本方面均有所印证。
　　
　　1.效率
　　麦当劳化的第一个方面即为效率。效率公式的分母上摆放的是时间，因而时间成为效率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尺度。时间的流逝在《高三》中不断得到强调，影片中教室黑板上方墙壁挂着一面钟，黑板右上角每天都会写上新的日期和高考倒计时，配以一个女生林佳燕的日记独白：「4月8号，离高考还剩58天。」而镜头一转，学生们正以最快的速度记诵着各科课本上的考点条文。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强调时间的线性流逝，《高三》的时态几乎永远是现在时，人们拒绝谈过，对未来亦只有「考上大学」「改变命运」「辛苦这一年，开心一百年」这类空洞的揣测，鲜有人认真思考过和未来的问题。在被过时和将来时同时拒绝以後，影片只剩下漂浮的现时。一切高三的学生，眼前只有当下，当下的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这一刻正在计算的一道数学题或是正在论述的一道政治题，它比一切都重要。面对考试，理科生被要求以最少的步骤解题，而文科生被要求以最精简的字数答出要点。一切都像是速度的游戏，跑得越快，才能在这个麦当劳化系统中得到越高的奖励，所以林佳燕在日记里对自己说：「只要你咬紧牙关，闭上眼睛，拼命往前跑，总有一天你会成功的。」
　　
　　2.可计算性
　　麦当劳化社会的焦点集中在产品的数量而非质量，体现在创造出数量的幻觉的广泛努力以及把生产过程和服务过程还原为数字的倾向（里茨尔，1996）。应试教育的核心是考试，而考试的本质就是量化。对考试来说，一个人的智力和能力，只用一个数字便可下结论，并且只有这个数字是有效的。所以对於高三学生和老师来说，分数就是一切。《高三》中第一学期半期考试出成绩后，班主任王锦春和对桌的老师在办公室里比较自己班级的考试结果：
　　王锦春：「你的几个？包括110的？」
　　对桌老师：「31个。」
　　王锦春：「你31个？比我们班多6个。我才25个。」
　　对桌老师：「我的班80分的更多啊。」
　　王锦春：「80分的我才两个。」
　　老师之间对於教学结果的攀比最终是落实在数字上，在他们眼中，这些属於群体的数字已经超越了每个学生作为独特个体存在的意义。电影《历史系男孩》中，校长有意开除以擅长自由的啓发式教学的老师赫克托（Hector），他说出的真正理由是，「但他的教法出人意料，难以评估」。他使用了unpredictable和unquantifiable这两个词，并紧接着说，「我如何量化他的教学成果呢？」（How do I quantify that?）在这个问题上，老师就好像是快餐店的雇员，而衡量他工作好坏的标准无非是在既定时间内做出了多少个合格的汉堡。
　　
　　3.可预测性
　　可预测性强调纪律、系统化、常规，以使事情从一地到它地、从一时到它时均表现得一样（里茨尔，1996）。网路上流传着这样一则笑话：在「百度」搜索引擎的搜索栏打入「如果人生剩下八年该怎麽过？」，百度会自动提示「您是不是要找《五年高考三年模拟》」。而近日，央视新闻官方微博发起的微调查「对你影响最大的一本书」结果出炉，与《红楼梦》《简爱》《活着》一同上榜的，竟也是这本《五年高考三年模拟》。每一个高三考生，都经历过研究近五年各地高考试卷和近三年各地模拟高考试卷的阶段。而《高三》中，班主任王锦春由於得知今年试卷命题组较多为福州市的老师，建议以福州市的模拟卷为预测依据。高考语文开考前，他又突然向全班同学预言：「如果出现新题型，和试卷结构分值的变化，不必惊慌失措，因为这早在我们的预料之中。」之後的考试果然出现了题型的调整，老师的预测得以证实，同学纷纷表示受益。从以往的试题中找出规律，用以预测下一届试题，这个行为的基础就是高考试题的可预测性。
　　
　　4.控制
　　控制即以非人的技术代替人，使他们成为麦当劳化过程中更为适应的参与者（里茨尔，1996）。应试教育中的控制体现在考试对人的控制、老师对学生的控制、动物性对人性的控制等等方面。当麦当劳自动化机器的权力淩驾於员工和顾客至上，考试的权力也早已扼杀了学生某些最基本的生活权利。学生的作息时间不能自主安排，早操音乐响起就必须下楼，《中学生守则》规定不准谈恋爱，网吧上网更是需要半夜翻墙。学生的人权，早已被淹没在规则和制度的权力中。不守规则的学生，在制度教育中永远被看作异类、坏分子、问题少年。2004年的法国电影《歌声伴我心》（大陆译为《放牛班的春天》），中文标题就加入了「放牛」一词，将影片的主人公们划进了问题少年的群体，并在一开始就将这批学生集中在一起，最後以他们被感化、驯服而收尾。然而被控制的不仅是学生，甚至还有家长。《高三》中第一学期开学时就出现了一次家长会的场景，班主任王锦春向家长提出了一些要求：「一定要把你孩子明年的升学问题当成你一年当中的头等大事来抓。」「你一定要在你孩子面前灌输吃苦观念。」「在这一年里面，我希望各位家长能够夫唱妇随，夫妻之间关系要很和睦，家庭气氛要很融洽，千万不要闹离婚什麽的。你要离婚，等你孩子考出后再离。」可见，这个庞大的应试教育体系涉及的所有人，都必须以考试为中心，一言一行都要受其制约。
　　
　　
　　第三部份：结果批判
　　
　　高度麦当劳化的教育制度必然带来两个严重的後果，即均质化（homogenization）和非人化（dehumanization）。
　　
　　1.均质化
　　均质化是现代社会无法逆转的趋势，从人们逐渐只使用苹果和三星的手机开始，社会的差异性正在一步步不断被缩小。2011年英剧《黑镜》（Black Mirror）第一季第二集的场景颇具讽刺意味：一群衣着统一的人，生活在四面被黑色玻璃包围的健身房里，每天踩着一样的单车，吃着一样的苹果，消遣着一样的节目。这是对现代社会合理化过程的最终後果的极端预测和警醒。个体之间的差异越来越小，人们无限趋近於一个最合理的结果，最终变得一模一样，这就是均质化。《高三》中王锦春感叹说，「越往下、越往後，越不好教、越不好教育了，因为他们很多想法跟我们不一样啊。」应试教育要求所有学生的想法都是一样的，政治课期待「集中力量办大事」这样千篇一律的答案，而高考作文则要求学生写出结构标准、价值观统一的八股文。可是，那些写出价值观正确的作文的学生，甚至连价值观到底是什麽都并不清楚。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张新颖在2001年这样评价过高考作文：「当一个人刚刚开始学着独立体验生活的时候，甚至当这还没有开始的时候，就要简化、甚至是取消他的复杂性感受了。」均质化意味着统一的取舍，也就是说，一定会出现个体难以自主的失。「课程」的英文lesson，前半是less，已含减少之意。麦当劳快餐店最直接的後果即为顾客营养的缺失，一个麦当劳的汉堡只提供淀粉、脂肪、蛋白质这些最基本最廉价的营养，而减省了维生素、纤维素和微量元素这些不可或缺的成份；而应试教育所提供的是语法、计算、背诵、模拟这些基本技能和解题技巧，却对个体的兴趣、喜好、个性、价值和追求视而不见。
　　然而均质化并不意味着平等。相反，它正当化了不平等。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在《区隔：品味判断的社会批判》（Distinction: 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ement of Taste）中指出，文化资本标示了阶级之间的差异（1984）。一个人的未来发展会由受教育时期的文化资本差异来决定。表面上，考试似乎象徵着绝对的公平，无论种族、性别、阶层，每个人都将面临同样的试卷。其实不然。在面临考试时所作的准备工作、所依赖的教育资源和成长环境，与种族、性别、阶层都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高三》片尾字幕列出了所拍摄的武平一中高三（7）班的最终高考结果，成绩最好的林佳燕不过只考上了中央民族大学，而其余学生大部份走不出福建省，更多选择复读的同学连区区一座武平一中也走不出。片头王锦春口中出现的考上北大、复旦的学生，对一个经济落後的小县城来说，只不过是凤毛麟角。并非这里的学生不聪明或者不勤奋，相反，他们比许多经济发达地区的学生在为考试的准备上多付出了数倍的努力。而如果换作一所上海的中学，考上复旦的比率就大得多。在这样的事实面前，坚持认为高考极度公平的说法是难以立足的。当然，这种不公平不能只归咎於应试教育，它背後还有一系列复杂的原因。这里的结论只是，里茨尔所说的麦当劳化使人得到平等待遇的正面作用，在教育中并不成立，相反，正是由於麦当劳化带来的统一标准，加剧了随文化资本差异而与生俱来的不平等。
　　
　　2.非人化
　　非人化是通过控制来实现的，而控制的手段就是监视和规训。「学科」的英文discipline，与规训同意。里茨尔在论述麦当劳化的四个方面时，每个方面都分别使用了快餐业、高等教育、医疗、工作场所为例展开。有趣的是，这些领域所对应的建筑载体诸如工厂、医院、学校等等，都非常近似於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 1785）提出的「全景敞视监狱」或称「圆形监狱」（Panopticon）。边沁的这一设计想法是出於以人性、人道、经济的名义反对酷刑，而米歇尔.傅柯（Michel Foucault, 1975）在着作《规训与惩罚》（Discipline and Punish）中提出酷刑的废除与人性、人道无涉。傅柯认为圆形监狱作为一种推翻传统牢狱原则的制约机制，其主要後果是在被囚禁者身上造成一种有意识的和持续的可见状态，从而确保权力自动地发挥作用。这种带着人道主义假象的刑罚背後，是一种精心计算的惩罚权力经济学。而麦当劳化从全景敞视主义（Panopticism）中所沿袭的，正是傅柯所说的，总管可以暗中监视所有的下属雇员：护士、医生、工头、教师、狱卒。他能不断地评定他们，改变他们的行为，要求他们使用他认为最好的方法（1975）。圆形监狱并非人道主义和人性化的象徵，它减少了行使权力的人数，而增加了受权力支配的人数，是非人化的加强。傅柯将其视作凡尔赛动物园，人如同动物一样，被圈养，被观看，最终成为驯顺的肉体。《高三》中，一对「早恋」的学生在楼下保持着一种微妙的距离漫步而过，而镜头摇向左上方，便是班主任洞悉一切的监视眼神。那些最听话、最顺从的学生往往能得到褒奖，而敢於挑战规则、敢於破坏制度的学生，却被归入差生的等级并施以更为暴力的权力手段。片中唯一敢於翻越围墙并自始至终坚持这种反抗精神的学生钟生明，却在班会上承认了这个制度强加於自己的等级划分：「龙生九子，各个不同。我觉得既然有优等生、中等生和差等生的分别，那麽像我一样的差生……」他是全片中唯一曾表现出独立思考能力的学生，当优等生林佳燕还在计较着「今天做语文考卷，居然错了6个，人家才错两个或者三个」的时候，钟生明已经看到了外面的世界，学会了用网络游戏赚钱谋生，在自己喜欢和擅长的领域一步一步深入，他选择效忠於自己的目标，而非别人给他制造的目标。可是，这个壮志激扬地说出「他年若遂淩云志，敢笑黄巢不丈夫」的勇士，在片尾字幕中却被残忍地宣判为「复读」。
　　《高三》片尾有一段新闻数据：「今年全国高校招生计划475万人，其中本科230万人，今年报名人数总计是867万人……」王锦春在开学初就从这些数据中为学生归纳出了结论：「也就是说四个人考一个人，你要打赢三个人才能考上本二。」应试教育让学生从小就被灌输了战胜别人以取得自身胜利的理念。都说高考是一场「无硝烟的战争」，但我分明看见学生被拿走的那「半条命」──个性、自尊、对同学的友爱、对於生活的基本认识和对世界的平衡感，全被当做了弹药，燃烧成一股股敌意的黑烟，升腾在这个形式理性铁笼的上空。影片中有一个非常狰狞的场面，为了鼓舞士气，全班同学一起听齐秦的《狼》，老师动员大家「会唱的一起跟着唱！」这一群还未走出象牙塔的少年，在还没有面对这个世界真正的风雨之前，在还无法体会这首歌背後的现实隐痛之前，就已经被取消了人性，而只允许被留下狼性。
　　如果说高度麦当劳化的迪士尼乐园是提供美好社会的假象（王建元，2003），让人误以为现实的世界是真的，那麽高度麦当劳化的应试教育系统则是提供了一种美好前途的假象，让人误以为此刻的悬梁刺股和锱铢必较才是人生的真实。片中女生反覆哼唱着朴树的《那些花儿》，与花儿一同随风而、散落天涯的，是这些少年一辈子只有一次的，本应被弥足珍惜、精心对待和认真体验的青春。应试教育的非人化，在班主任开学时要求学生「给我拿出半条命来」之时就已注定。半条命已经走失在高考的路上，而剩下的半条，大约也不能被称为完整的人了。
　　
　　引用及参考文献
　　
　　Ritzer, G. (1996). The McDonaldization of society: An investigation into the changing character of contemporary life. Newbury Park.
　　Smart, B. (Ed.). (1999). Resisting McDonaldization. Sage.
　　Foucault, M. (1977). Discipline and punish: The birth of the prison. Random House LLC.
　　Barker, C. (2012). Cultural studies: Theory and practice. Sage.
　　Bourdieu, P. (1984). Distinction: 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ement of tast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顾建光. (1999). 社会的麦当劳化(原作者: 乔治.里茨尔). 上海译文出版社.
　　刘北城, 杨远婴. (2007). 规训与惩罚(原作者: 傅柯). 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
　　王建元. (2003). 文化後人类：从人机复合到数位生活. 书林出版有限公司.
　　张新颖. (2005). 打开我们的文学理解. 山东文艺出版社.
　　许慎. (1981). 说文解字. 上海古籍出版社.
作者竹官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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