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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看了日本电影《告白》，做标记的时候扫了一眼影评，发现大多数人对影片的故事性、道德伦理和人物心理都进行了具有强烈主观意识的评述。不得不说，这部片子在艺术表达上有其独特之处。但凑巧看这部电影之前，读完了美国人类学家露丝.本尼迪克特的《菊与刀》。读罢之后，对日本人的性格特点，以及其文化背景有了一定的了解，再来分析这部影片的人物心理，便觉得他们的所作所为都在“情理”之中。
　　 一个中国人或者西方人来解读这部电影，很容易为其贴上“犯罪心理”的标签。而站在日本本国文化的角度来看，影片所反映的思想，则是为日本道德所认同的。日本就是这样一个具有双重性的民族，他们“既生性好斗而又和平礼让；既穷兵黩武而又崇尚美感；既桀骜不驯而又彬彬有礼；既固执僵化而又审时度势；既顺从而又憎恨受人摆布；既忠心耿耿而又背信弃义；既无所畏惧而又胆小怕事；既保守而又善于接受新的事物”。
　　 故事的主线是一名初中女教师森口悠子对杀害自己女儿的两名学生实现了完美的复仇。森口悠子班上的两名同学，渡边修哉和下村直树，分别在不同程度上受到过森口的羞辱。因此两位学生选定了森口的小女儿森口爱美，作为报复的对象，就是为了让森口老师受到伤害。
　　 中国的文化提倡“宽容”、“冤冤相报何时了”，而日本人则认为：“只要一天没有对受到的诽谤、侮辱及晒白进行报复或铲除，‘世界就会颠覆’。一个高尚的人必须帮助世界恢复到平衡状态。这是人的美德，而不是人性的罪恶。”这种文化上的冲突，也是影片引发讨论的原因。在这部片子里，除了主线反映的复仇思想，日本文化中许多其他的方面也可见一斑。
　　
　　 要想对日本人的行为和道德准则有一个初步直观的了解，首先要认识到等级制度在日本的文化的地位（笔者个人理解）。自封建时期，日本的等级思想就在人们心中根深蒂固。这种等级制度在高的层面表现为对天皇的尽忠，在低层面上就是在家庭中对长辈的尽孝。日本人从小就被教育要懂得“报恩”，如在抗战影片里经常会出现的“皇恩浩荡”的说法。
　　 等级制度决定了日本人的“负恩”心理，遵守等级制度是日本人在道德上对“报恩”的高度认知。日本人一生是在“负恩”的心理中压抑地度过的。从小对服从的教育，使其慢慢发展成为一种“耻感文化”为主的文化。子女做错事会使家族蒙羞，下级犯错误会使上级蒙羞。他们从小受到的教育就是人要珍惜“情义”（不同于汉语中的意思），其中包括对社会的情义，以及对名誉的情义。在社会中的情义，分为对姻亲家庭中的责任，就是“情义”；以及对自己家庭的责任，既“义务”。日本人对名誉的“情义”，造成了他们对嘲笑和侮辱的敏感，他们认为复仇是人的美德，而不是人性的罪恶。极端的行为就是自杀。在一些电影里面经常会看到日本人切腹自尽的镜头，其实也反应了这样一种文化。
　　
　　 在等级制度为根源所造就的耻感文化为主体的文化背景中，日本人形成了他们独特的价值观念和道德体系。在此基础上来理解《告白》这部影片，就不会简单的对其中的人物下”变态“这种结论。曾有一次旅行，和一个加拿大人还有一个韩国人住在一个屋子，晚上聊天时我们聊到了日本人，然后就展开了中国人、西方人以及东方外国人对日本人的吐槽。的确，日本人不仅在西方人眼里是奇怪的，在东方人眼里同样是奇葩。这种不理解，就是文化的冲突。尽管我们有自己的价值观念和道德评判标准，在了解其行为之后明白造成这种行为的文化，并不等于我们就接受。电影作为一种文化载体，必然会承载着特定的文化，尽管它不能被我们理解和接受，至少提供给我们一个角度来看世界。
　　
　　 1.日本的教育
　　 日本人的一生都生活在强大的压力下，一个日本人进入成年以后，要受到法律、社会舆论等各方面的束缚。而在人生的两端，即日本人的幼年和老年，则可以尽情的享受自由。这也造成了其在这青少年和老年时期两个阶段的放纵。处于成年社会的人是极端压抑的，要压抑自己的感情。森口老师在得知女儿死后的真相时，曾冲动的要手刃仇人，而爱美的父亲则紧紧地抱住爱美的妈妈，不让她将复仇付诸实践。
　　 在日本人的未成年时期，父母就开始对其行为加以约束，以便其更好的适应日本的成年社会。他们会夸大孩子周围的危险，以嘲笑的方式阻止孩子犯错。日本人从小就在不断的嘲笑和轻视中修正自己犯下的错误，因为他们对嘲笑、轻蔑和忽视，比其他民族的人更为敏感。这也是渡边修哉犯罪的心理根源。由于受到母亲的忽视和遗弃，他特别希望以一种方式来引起母亲的注意，因此不惜以杀人上头条这种方式引起母亲的注意。在孩子较小的时候，父母会对其错误的言行进行嘲笑，而当其逐渐成长时，父母的责任进而转向将嘲笑和履行对社会的情义这样的道德训诫结合起来。在他们成长的过程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被同伴们的认同。而森口老师对他们的报复，就是通过同学们的排斥，来不断挫败渡边修哉和下村直树。
　　
　　 2. 女性的社会地位
　　 渡边修哉的母亲，是日本女性的典型代表。日本的女性在出嫁的时候就换上白色的和服，代表着她此后的人生完全交给了丈夫。已婚日本女性的地位十分低下，要完全听命于丈夫和婆婆。而作为一个有思想，追求自由的渡边之母，只能是这种道德体系的牺牲品。已婚的她必须全心全意尽自己对姻亲家庭的义务，维护对社会的”情义“以免自己遭到社会的非议，即相夫教子而不能从事自己的事业，以孩子为自己生活的全部。对自由的渴望和现实的束缚造成了她对渡边的极端教育模式。离婚后的渡边之母，可谓说活出了自己的色彩，但在极端压抑的日本社会，很难按照日本的道德标准实现两全。四十七浪人复仇的故事也能说明这种”难两全“。
　　
　　 3. 耻感文化和生死观
　　 在以耻感文化为主的日本，对羞辱自己的人进行报复，被视为美德。因此渡边修哉和下村直树会对爱美下杀手，因此森口悠子会跳出法律之网对渡边二人下杀手。在日本，复仇是一种美德，而非罪恶。这足以说明这部电影并非单纯的揭露人性的罪恶，窃以为包含着对”复仇“这一美德的宣扬。《忠犬八公的故事》，也是日本教科书中的一则小故事，教育孩子们要懂得报恩，懂得”情义“。前文已说过，这种情义，在社会上就是忠犬八公中宣扬的报恩，在自己对名誉的”情义“，某方面可以说是这种洗刷耻感的复仇。耻感文化和西方的罪感文化有其不同之处，和我们的”仁“，更是天壤之别。难怪不仅我们无法接受，西方人同样不能理解。
　　 影片中的下村直树因无法忍受同学的嘲讽和冷淡，主动退学。这也体现出耻感文化的约束作用。他将爱美扔下水池时，爱美并没有死，就因为渡边说他是个loser，连个人都杀不了，他就必须以杀人这种方式来证明自己。在日本的教育中尽可能的避免孩子之间的竞争，他们不喜欢竞争，这是其耻感文化在作祟，他们也不容许别人否定和侮辱自己。
　　
　　 在笔者看来，日本人的行为方式奇葩而又煞笔，不过了解一下这个近邻之后，对明白其之所以煞笔的原因了。
　　
作者龙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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