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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不可摧》战俘待遇的国际人道法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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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f you can take it,you can make it.”
  ——《Unbroken》
  战争是一本书,描述了各色人、物与事错综复杂的关系。当今世界是和平与发展的世界,战争只在地球的极少数地区存在,有关战争的法律制度与规则也总被淡出人们的视界,然而其中所涵盖的国际法博大精深与浩荡的理念与规定,却极为复杂与值得深究。
  二战题材影片《Unbroken》生动形象的向我们展示了一位战俘真实的经历:奥运长跑明星、美国陆军航空兵团投弹手路易?赞贝里尼,一次海上搜救任务时不幸坠机,经历了与幸存战友菲尔面临饥寒交迫、湍急水流与鲨鱼搏斗、日军雨点般扫射威胁的47天海上漂泊后,被日军俘虏辗转关押在四座战俘营,熬过身心备受折磨的700多个日日夜夜后踏上故土与家人重逢。在感慨路易曲折离奇的人生与歌颂其刚毅坚强的性格的同时,也引发了观者对国际武装冲突中战俘的地位与待遇、日军不法行为等相关国际人道法问题的思考。
  一.国际人道法上的战俘问题
  战俘(POW),可以简单理解为“被敌方控制的敌国战斗员”。正如战争有战争规则的约束,战俘也同样拥有战争法上的地位,战俘的界定、地位、权利与义务,是国际人道法重点关注的内容之一。《海牙章程》与1949年《日内瓦第三公约》规定常规武装力量享有战俘地位,而民兵与志愿军则需要满足“有负责人统率、有固定识别特殊标志、公开携带武器和遵守战争法规及惯例”四项条件才能享受战俘待遇;《日内瓦四公约关于保护国际性武装冲突受难者的附加议定书》(第一议定书)第44条则将范围扩大为所有战俘有使自己与平民相区别的义务。战俘是一国保卫者,抛却敌人身份,作为人同样应享有人之为人的权利;作为国家政策的执行者,战俘的作战行为代表的是国家意志,与个人恩怨无关,战斗员被敌军俘虏后,既不能因其参与敌对行为也不能因其违反国际人道法的行为而受到审判。从原始社会的野蛮报复到现代文明的人道主义对待,对战俘和战争的态度也反映了人类文明质的飞跃。
  以老路易的故事为例,电影向我们展现的战俘营生活情境涉及到了许多习惯国际人道法所禁止的不法行为。如:
  (1)战俘之一般保护。第三公约总则规定,战俘在任何时候都要受到人道待遇,享有人身及荣誉之尊重与不受歧视,拘留国要对其生活与健康状况给予医药照顾,禁止任何导致战俘死伤的不法行为,尤其肢体残伤、暴行或恫吓、侮辱等报复行为。路易及菲尔在日军战俘营被泼滚烫茶水,忍饥挨饿,严刑拷打,被注射化学实验药剂、患登革热、痢疾和脚气,被无休止殴打与玩弄,这些摧残身心的暴行完全是对一般保护之规定的严重背离。
  战俘之拘禁。公约第二编要求战俘不得被拘留国禁闭,战俘营所要有医疗、食品、卫生健康及避难之保障,有能提供文娱运动活动的场所,同部队之战俘不得分开,拘留国要及时报告战俘营地理位置。影片中的大船镇集中营与世隔绝的生活环境已经无法用“能否适合人类居住“的最低标准来衡量,不仅没有公约要求的贩卖部、医疗所,还常受到被轰炸机轰炸的危险。运动员身份的路易被日军玩弄于跑步场,美国大兵们不但不是文娱活动的公约权利享受者反而成了娱乐日本卫兵的工具。从夸贾林环礁到大船镇再到大森战俘营,路易与战友分离,辗转行踪不被任何国家与人道机构得知,日军战俘营俨然成了肆意处置战俘的私人场所。
  战俘之劳动与对外交流。公约要求不得强迫战俘从事屈辱性、危险性劳动,保证工作条件与工作待遇,享有与家人通信的权利。盟国大兵们“享受“到的是连续十多个小时清洗粪坑与高负荷煤矿的无偿工作,路易高举横梁与渡边弘光作身心对抗的场景被奉为影片经典桥段。“战俘营里只有会呼吸的活死人”,战俘失与外界联系的机会和忍受着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生活窘况。
  (2)对公约的严重破坏。日内瓦四公约与三个附加议定书作为国际人道法的核心框架,缔约国数量多到仅次于《联合国宪章》。其中,《日内瓦第三公约》是规定战俘地位与待遇最全面的国际公约,涉及战俘衣食住行的方方面面,故意杀害、酷刑、生物学实验、强迫劳动与剥夺合法审判是第三公约明文确定的严重破坏公约的行为。对比电影与条文,战俘的地位与待遇在我们心中形成的巨大的落差是极为震撼的。“Pacta sunt servanda”不是一句空话,它约束所有缔约国时刻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起公约责任。习惯国际人道法规则是全世界爱好和平与安全的人类共同的心愿与智慧的结晶,国际人道法无法禁止国家诉诸战争与冲突的权利(jus ad bellum),一纸条文也阻挡不了国家的坚船利炮与地雷炸弹,不论战争性质如何正义与否,规则只为能减轻战争带来的灾难,IHL的核心目标是保护战争与武装冲突中的受难者,手段是确立限制作战方法的规范(jus in bello),它不同于双边、多边公约等重点在地区性、特定利益问题上的考虑,而是着眼于全人类和平稳定之福祉,IHL所确立的对敌对行动的基本原则(区分、中立、比例、禁止报复和避免不必要痛苦原则)和人道援助原则是国际人道主义保护的行动指南,正是由于IHL这种不讲政治讲人性、追求平等中立的性质吸引越来越多的国家自觉接受与遵守。日本未按照《日内瓦公约》规定对待战俘,他们认为所抓的是奴隶,原着小说中写道,大森战俘营纪律军官渡边弘光说自己并不懂《日内瓦公约》,在请示上级时,指挥官告诉他,“这里不是日内瓦,这里是日本”。日本作为国际公约的重要缔约方无视国际承诺与国家责任做出的卑劣行径简直令人发指。
  传统IHL理念认为诉诸战争是国家主权的一项当然合法权力,国家有权判断是否发动战争与应战,《巴黎非战公约》后人类开始禁止以战争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方法和推行国家政策的工具。有人认为人类的历史和战争一样长,战争的历史就是人类文明的进化史,人类的利害冲突到了一定阶段上升为战争,战争不可避免又会伴随着犯罪行为,而犯罪是绝对禁止的,我们无法避免战争,正如无法预料明天的阴晴。战争最大的破坏性,也许不是对生命与生存家园的摧毁,而是对人类文明的粗暴践踏,正是如此,国际社会才要团结起来一起做些什么来减少不可弥补的错误。
  二.日本民族的战争观
  天皇、武士道、军国主义、封建等级制,这些关键词常被拿来形容日本民族的历史特色。日本在二战期间完美演绎了极端民族主义精神,这个国家的战争观完全偏离了世界主流战争观轨道。电影在抨击日军无耻人性的同时,其背后也隐藏着政体与社会文化对一个国家和社会造成的直接影响。美国传播学学者施拉姆在其符号互动理论中谈到,人际传播都是符号的互动,文化就是这样一种传达共同价值观的符号,并且受社会统治集团利益的影响,与权力相勾连,促使阶级不平等的内在经济结构的形成。日本深受天皇与武士道文化影响而全民皆兵且训练有素,西方国家业已广泛认同的人道的战争惯例俨然在日本不适用,一直以来他们认为只有日本才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无论种族和道德上都优等的民族,只有上帝才能审判日本和天皇,在日本流传着这样的谚语:“每一枚子弹都要充满帝国主义的信念,每一把刺刀都要闪耀国家道德的光辉”,他们畏惧耻辱,视尊严如氧气、水和食物,天皇、武士、农工商的等级分类,武士是尊严的象征,“大鸟”便是这种军国文化培养出的优秀成果。
  跨历史研究文化不易,跨地域研究文化更难。作者露丝在《菊与刀》中描述到,日本儿童被从小灌输“耻辱文化”理念:你必须自重。文化教育可以使不平等形式合法化和自然化,国民因为受到政府“与其被俘而苟且偷生,不如誓死而光荣就义”的极端思想的灌输,对战俘存有强烈偏见,助涨了日本违反条约义务残暴虐待战俘的嚣张气焰。爱美又穷兵黩武,尚礼节又自尊好斗,喜新又顽固不化,服从又桀骜不驯,这种文化酝酿出的民族性格是双重的、社会制度是带有等级的,日本极富地域色彩的战争观在全球化浪潮中充满着个性。分析到这,就不难理解为何日本发动侵略战争、进行惨绝人寰的大屠杀与虐待战俘行为背后的动因。经济全球化需要特色文化间的和平交流与共存,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大潮流也殷切呼吁天皇从神坛上走下来,走到平民中间。正视历史,才有光明未来。
  三.国际人道组织的功与德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ICRC)无疑是保护与援助战争与武装冲突受害者工作做的最好的国际组织。这个私人社团携着国际使命致力于宣扬人道精神,推动各国对IHL的传播、普遍尊重与维护,促进人道法在国内的执行,其中立团体与调解员的身份受到国家的尊重与认同。对战俘保护,红会可以作为保护国代表探视包括战俘在内一切有需要的人,提供各方面援助;还有全球范围内执行紧急救援任务的各种救援机构,如联合国安理会、难民署、儿童基金会等,甚至是一些大大小小不知名的NGO也在贡献者自己的力量,担任国际紧急救援组织组长的韩飞野女士曾说,“加入国际救援队伍,令我感到心跳,使我热血沸腾”。电影导演安吉丽娜?朱莉本人也是联合国难民署亲善大使、难民高专特使,本片的拍摄可以说是她向世界人道主义事业提交的一份“作业”;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对圣托马斯大学里盟国的3700名平民和战俘的救援行动被看作是太平洋战争中最扣人心弦的时刻之一。解救同胞是人生值得骄傲和欣慰的事,因为他们也有血有肉,与我们一样。
  特设国际刑事法庭——东京国际法庭,对以东条英机为代表的甲级战犯进行了世纪审判,审判的罪行主要有三个:破坏和平罪、战争罪与反人道罪。破坏和平罪是对人类最严重的罪行,烧杀淫虐平民、虐待战俘是战争罪的客观表现之一,反人道罪是纽伦堡与东京法庭提出的新罪名,针对纳粹军与日本军人暴行的清算与预防。特设刑庭的设立既是清算战犯罪行的要求,同样也是警醒与预防新战争的准备工作。用法律保障控辩方公平陈述的权利,用事实缄默战犯荒诞夸张的言辞,正是这些国际审判机构的职责。日本无条件投降后,麦克阿瑟将军对日本进行了和平军事占领与友好改造,解救日本走出战争阴影重建家园,占领后的成功绝大部分归功于麦克阿瑟和占领军们表现出的克制、稳重、人道主义和献身精神,其提出的“修宪三原则”中世界着名的非战争条款:人民永远放弃把战争作为国家的神圣权力,绝不使用或以使用武力相威胁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正是UN Charter与IHL所倡导的宗旨与目标的体现。
  四.中国与国际人道主义
  自批准IHL与加入ICRC后,中国军队对战俘的待遇符合人道法规定为世界人道主义所认同。遵守1949年日内瓦四公约及1977年《附加议定书》,与ICRC一道鼓励所有国家批准条约与履行条约义务,既是我国一贯做法也是未来希冀。历史的进步即在于对战争暴行的清算与反省,深受战争戕害的中华民族也曾伤痕累累,日军对南京的屠杀与强暴骇人听闻,包括9万名战俘,迫切希望远东国际军事审判被世人了解,让日军暴行的真相警醒一代又一代人。话语权从来是公平的,现代国际舞台上我们一直都有说话的权利,只是没搞清该说什么与如何说。我国的国际人道主义事业要从历史情绪中走出来,既不悲观也不过分理想主义,既不能过分强调敌我也要时刻保持清醒头脑。我们必须在和平中维护自己的东西,在和平的前提下继续发展,战争也给我们创造了更多机会与机遇。掌握国际法则,发挥国际组织中的大国优势,鼓励青年优秀国际法学子们不放弃为国际人道主义事业努力,不做世界的旁观者。
  五总结与反思
  日军虐待战俘是二战中最残酷的事件之一。盟国驻日占领区最高统帅麦克阿瑟送签投降书的金笔给替自己经历了3年战俘牢狱生活的两位好友军官的佳话,不仅出于本人的愧疚更是希望像他们一样的战俘受到世界的关注与重拾尊严;世界最伟大的人权扞卫者、反种族隔离领袖曼德拉结束27年牢狱生活后,用宽容化解民族仇恨让世界对他肃然起敬。军人值得尊重与保护,上了战场一切都是未知,更何况是像老路易一样最终宽恕了“大鸟”的勇士们。对战俘的虐待践踏人权贬低人类尊严,97岁高龄的路易经历了太多苦痛安详离开人世,不免感慨命运这个东西的奇妙。感谢Henry Dunnan一个多世纪前发起了红十字组织运动为造福人类千秋万代而做的努力,感谢IHL提供了一套处理战争问题的行为准则,感谢像老路易一样的勇者们坚韧不屈的故事激励一代又一代人,感谢走心又尊重历史的好书好电影生动的刻画,规则尽管不能保证什么,我们仍然要不断摇旗呐喊,愿逝的军人安详,愿战俘不再受到非人道待遇。
  
作者伶歌子星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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