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视台词 > 影评 > ：《了不起的盖茨比》幻灭的美国梦，恶魔性的爱与背叛的诗学是由一生祝福网(www.13zhufu.com)为您精心收集，如果觉得好，请把这篇文章复制到您的博客或告诉您的朋友，以下是《了不起的盖茨比》幻灭的美国梦，恶魔性的爱与背叛的诗学的正文：

　　欲望的凝视
　　昨日看《了不起的盖茨比》的时候，关于电影本身其实有许多感触，但看完之后心下竟无端地觉得困倦，或是无法言说万般思绪，脑中只是机械地回旋着菲茨杰拉德最后的名言：“于是我们调转船头，逆流而上，不停歇地驶向过。”
　　我一直觉得观看电影终究是一种欲望行为，诞生之初便和“窥探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眼睛是一种欲望器官，我们从观看行为中获得快感，观影不同于普通观看之处在于其是一种对人造梦境的“凝视”：在凝视的时候，我们携带并投射着自己的欲望，逃离现实世界而进入电影构造的梦幻景致之中。现代影院的一切设施：超大银幕，黑暗的环境，和环绕的立体声，都旨在加强这种凝视的体验。
　　观影的快感还在于银幕可以充当自我之镜，随时满足自恋的观看。作为观众的我们处于一种全知全能的上帝角色：我们知晓所有剧中角色的性格特点和隐藏秘密，我们见证所有不为人知的故事，我们伴随着银幕人物经历种种悲欢离合，恩怨情仇，与人物休戚与共，却并非真正身处绝境——这种主体身份，使得我们获得极大的主宰和控制的幻觉，让我们经历我们所欲求的却又无法在现实生活中追求的极限经历，观影混淆了真实与虚构，自我与他人的体验，如评论家戴锦华所言：“我们经历着无尽的悲剧与戏剧，目睹着无穷的爱神与死神，自己却毫发无损。”电影中的场景归根结底是为了迎合我们欲望而虚构之物，我们的凝视总是对自身的病态的迷恋，对自我欲望的沉沦。换句话说，我们看电影的同时，电影，作为欲望客体的存在，也在“凝视”着我们。用拉康的术语表达，“凝视”不仅是主体对物或他者的看，而且也是作为欲望对象的他者对主体的注视。因此凝视与其说是主体对自身的一种认知，不如说是主体向他者欲望之网的一种沦陷，是他者的视线对主体欲望的捕捉。正因为如此，我们才对盖茨比的悲欢离合如此痴迷，我们关注的绝不是菲茨杰拉德笔下那个人物的悲剧性遭遇，而是我们对如此传奇的悲剧性体验的深深欲求。
　　
　　失落的美国梦
　　回过头来看人们对《了不起的盖茨比》的评论，大多集中在解读菲茨杰拉德对那个时代的机敏把握：资本市场中崛起的美国，作为意识形态的美国梦，和弥漫其中的伤春悲秋式的怀旧情结。归根结底，他在不断追问着一个问题：到底什么是美国梦？可是如此阐释我总觉得有些肤浅，伟大作家的天赋不仅在于他能把握时代的脉络，还在于他能勾勒出变化图景下的永恒人性。换句话说，我们为什么要急于进入电影的社会学分析，而不把它看做一种对人性的拷问？人无疑是历史的囚徒，但菲茨杰拉德更关注的，喋喋不休地企图言说的，是那些永恒的主题：情感，背叛，贪婪，和浮生乱世之中一线获得救赎的渺茫希望。
　　与此相关的，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是：盖茨比是否深爱着黛茜？答案似乎是毋庸置疑的，因为盖茨比对黛茜的爱以一种极度夸张的力度被浓墨重笔地渲染：他在家中整日夜夜笙歌，举办舞会，只是为了期盼黛茜能够有一天路过；见黛茜之时，他居然紧张地夺门而逃，像一个爱上邻家少女的小男生；他死前还念叨着黛茜之名，印证了他对尼克所说：“我知道这一吻会改变我的命运，我这一生都会和她紧紧相连。”在结尾尼克对黛茜的控诉之中，盖茨比仿佛成为唯一真情的化身。
　　与盖茨比对黛茜的执迷相伴的是他对过的执着：他如此执着于自己的过不肯放手，以至于当尼克质疑性地追问“你不可能重复过发生的事情”的时候，盖茨比直觉性地回答到：“为什么不可能重复过？为什么？当然可以！我会让一切回答本来的样子！”在盖茨比的世界里，美国梦得到淋漓尽致的呈现：人的意志可以强大到让时光倒转，让岁月永存。盖茨比认为他只要赚到更多的钱，获取更高的地位，就能追回自己曾经失落的一切，他的财富可以让一切重新开始，他对美国梦是如此充满信心以至于他从来不认为黛茜拥有女儿和丈夫的事实会成为障碍。在这种语境下，我们总会问：他对黛茜的执着究竟是对永恒爱情的信念，还是对美国梦的信念？这或许不是一个非黑即白的问题，更可能的解释是美国梦和黛茜在他心中早已合二为一，黛茜是他的美国梦的象征，他认为追求黛茜是完成美国梦的最后试炼。
　　盖茨比最后失败了，直接原因是他是失态：黛茜的丈夫汤姆试图揭露他的真正身份：一个通过盗窃，欺骗和抢劫混入上流社会的异类。当盖茨比试图辩解“我和你们是一类人”之时，身为贵族的汤姆冷酷地指出：“不，你永远不和我们是一类人！”，这不啻于赤裸裸的对美国梦的拒斥：美国梦相信self-made man能够在美国这个人人平等的社会通过自我努力进入上流阶层，而盖茨比的遭遇似乎隐含着作者的讽刺：美国梦永远不能使盖茨比成为真正的贵族，这直接导致他的失态和崩溃。美国梦的崩溃和挽回黛茜的失败源于同一事件，从侧面印证了两者的紧密相连，黛茜终究只是盖茨比美国梦的一个象征，一个欲望对象。
　　
　　恶魔性的爱
　　当然要说盖茨比没有爱过黛茜而紧紧迷恋他的美国梦无疑是有失偏颇的，他的豪宅里所有的舞会，盛宴，乐队，美酒和觥筹交错，都是为了挽回黛茜。最让我动容的不是盖茨比的执着，而是他那种试图把黛茜从纵横交错的社会关系和身份中强行拔出的悲壮努力：黛茜是有妇之夫，身为名门贵族，被社会名流环互，盖茨比却试图说服她为了爱放弃所有的身份，地位和关系网络，忘记一切随他而。当你爱一个人之初往往会有一种悲切感，因为你爱之人被如此多的社会关系所包围，她的朋友，同学，亲人在一定程度上都是你们之间的障碍，因为爱是一种强大的排他性的力量，仅仅关注两人，恨不得除此之外的整个世界都能不复存在，当你意识到你们之间有如此多的世俗关系阻扰之时，不能不觉得悲凉甚至心生怨恨。爱总是恨的来处，它被赋予了一种恶魔性的因素，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与爱有关的意像总是与毁灭有关：地老天荒，海枯石烂，仿佛只有世界的毁灭才能成就真爱。
　　我一直觉得，张爱玲的小说之所以流行，在于她总是执迷于这种爱的自私和毁灭性力量，她的第一部小说《封锁》，写的就是一个女教师和陌生男子在一辆电车里，因为空袭而产生的一段电光火石的爱情故事。空袭带来的世界崩溃感成了情爱的催化剂，爱情得以毫无忌惮地施展其恶魔性的力量，而在封锁解除，电车重新启动文明重回正轨之后，这段意外的恋情也毫无意外地烟消云散。更明显的例子在《倾城之恋》里，张爱玲以她对革命一贯的冷漠叙述着战火和苦难如何成就了流苏和柳原的爱情。小说中有一个极好的意像，即浅水湾边上的一堵墙，那里两人第一次消解误会以诚相待：
　　柳原看着她道：“这堵墙，不知为什么使我想起地老天荒那一类的话。有一天，我们的文明整个毁掉了，什么都完了——烧完了，炸完了，坍完了，也许还剩下这堵墙。流苏，如果我们那时候还在这墙根下遇见了，也许你会对我有一点真心，也许我会对你有一点真心。”
　　盖茨比冥冥之中分享着这种爱情的恶魔性因素，他渴望文明的毁灭，他渴望黛茜一切的身份，生活和地位都被颠覆，这样才能成全他们的爱情，那种对爱人强烈的占有欲和美国梦赋予他的无限自信最后铸就他的失败，他永远也无法明白黛茜为何对他说：“盖茨比，我只想逃得远远的”——黛茜感受到了这种爱的破坏性力量，可是觉得自己无法抛弃身边层层的社会关系，几番犹豫还是缩回了尘世构筑的防线，回到没有爱情却拥有稳固关系的生活。
　　
　　背叛的诗学
　　如果说这部小说有什么不足，我觉得在于对女性的塑造太过单调呆板，尤其是黛茜，整一个单纯的拜金女，肤浅，优柔寡断，没有任何自主意识，她和尼克说自己对女儿的期待：“我很高兴是个女儿。对一个女孩儿来说，世界上最好的结果就是变成一个美丽的小傻瓜。”她毫无限度地追求着物质享受，迷醉于丈夫或是盖茨比提供的奢华的城堡和美丽的衣裳，让人不仅疑惑盖茨比爱上黛茜的理由。作者在最后借尼克之口控诉黛茜道：“我无法原谅她或是喜欢她。汤姆和她都是冷漠的人，他们把所有事情搞砸，然后退缩到自己的财富和麻木不仁之中，留下烂摊子让别人收拾。”或许作者旨在对那个时代美国女性的一种批判，可我总觉得如此的人物设定让背叛显得毫无悬念，整个小说沦为一场对错分明的道德剧。在这种设定下，背叛被视为对爱情的彻底背弃，而非一种暧昧的或是辩证的遥相呼应。
　　中国当代文坛最为着名的背叛，非胡兰成莫属，用王德威的话说，他把背叛转化成一种惊心动魄的诗学体验。许多人痛恨胡兰成，在于他的双重背叛：他不仅当了汉奸，还背叛张爱玲。让大家无法接受的是，他居然洋洋自得地用诗学的语调在《今生今世》中详细叙述自己的背叛，这让我们对他的痛恨更深一层。胡兰成的背叛俨然成为一种诗学，他用自成一格的如火纯青的文笔来解释自己在政治和私生活上的不忠，为自己的行为开脱，并不可思议地呈现出一种抒情风格，这是究竟是对真挚情感的亵渎，还是企图演绎一种新的美学风格？
　　公道得说，没有胡兰成，也成就不了张爱玲。这里说的不仅仅是两人在智识上和相映成趣，还在于胡兰成所代表的那个特定的时代和氛围——沦陷的上海，政治冷淡和通敌主义——给张爱玲崛起带来的机会，否则国难当头，哪会有人欣赏这种用小资情调粉饰太平之作。胡兰成那种奇异的美学观念，即用风流才子和荡子来重新阐释五四传统，无疑和张爱玲许多地方息息相通。胡兰成关于“情”的理论，用王德威的阐释就是一种“消费逻辑”，即“他认为他对一个女人的爱情并不因为爱上别的女人而减损，移情别恋只能证明他‘兼爱’的力量”。在这种逻辑上，胡兰成认为正是他对张爱玲的背叛，才显现他爱的浓郁深厚。他很可能是一个没有我们通俗意义上“真情”的人，或是如李惠仪所言，印证了《红楼梦》中着名的“情不情”的美学：“对爱情形而上意义的执着，如此奥妙以至于不分彼此，既独有情忠又泽被众芳”。这种美学使得胡兰成将背叛演绎成一种诗学，竟是比菲茨杰拉德笔下的黛茜要丰满细腻得多。
　　王德威指出，相对于肤浅死板的道德判断，我们应该从宏观角度思考胡兰成背叛哲学的成因。20世纪初的两次战争将人类文明推入深渊，使得那一代战后知识分子不得不“重估一切价值”，寻找救赎之道。有两种相反的路径，一种是对“恶”的根源性反思，如汉娜?阿伦特的《极权主义的起源》，这种路径往往格外痛恨诗学，认为诗学是恶的共谋，阿多诺便如此言说：“奥斯维辛之后谈论诗歌是一种犯罪”。另一种路径正好相反，以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为代表，把存在的诗学当做救赎之道。海德格尔认为诗的力量可以恢复那种人类文明鸿蒙之初的开放性，诗的语言能够揭露破碎的世界真相，从而打破人类对科技和工具理性的盲目迷信。可是海德格尔的诗学无疑是背叛诗学的一种演绎，当他承诺为诗意的栖居的本真性之时，也毫不犹豫地为纳粹助纣为虐，他战后所着《关于人本主义的书简》和胡兰成的《岁月山河》形成一种奇异的共谋：两者皆以背叛的诗学着称，并为其战争罪行寻求开脱。关于胡兰成和海德格尔，历史自有公案，他们所代表的背叛诗学对构成其美学基础的残暴本质避而不谈，同时又奇异地构筑了一种新的哲学和美学理论，让人无法言说是非成败。相比之下，黛茜显得过于单调，我们只需要坐着批判，菲茨杰拉德毕竟生于不同的时代，无法预知背叛诗学的暧昧诡谲和惊心动魄。或许，《了不起的盖茨比》根本上就不是一个关于背叛的故事，而只是一个关于“美国梦”的浮生掠影。
　　航
　　2013/6/2
　　于
　　西雅图
　　公寓中
作者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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