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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表于《戏剧与影视评论》第六期
　　
　　学生时代有那么一种很不好受的经验：阴天，星期二的下午，同学们都走了，你独自一人在教室里补作业，白炽灯让人昏昏欲睡，作业很难而且枯燥，时间长了，偶尔你会分神如何命名这种经验。这也许是很多人关于「无力感」、「孤独感」的启蒙。人生好笑的地方在于，岁月流逝，教室变得越来越大，大得走不出，作业堆积如山，多得再也做不完，同学们走远了，不再回来，阴天盘踞着，成为唯一的天气，而唯独没有成长的人，是你。你奋斗在原地，挣扎在一个日渐扩大的海的中心。影片开头，马克.舒尔茨便出现在一个上述的场景中——那教人印象深刻的白炽灯，像太平间里一样。
　　
　　杜邦的出场则没有背负任何诅咒，在一个阳光灿烂的远景中，他走过来与马克握手，虽然看不清脸，但他的声音显得松弛、睿智、亲切温暖，这一切与我们即将建立的关于杜邦的认知是那么的截然相反。这是他与马克的会面。与马克分别时，他不再身处远景，他身处可能是全片最大的大特写中，以至于只有鼻子和一只眼睛能挤入画面，并随同一块块阴影拼成一幅令人悚然的肖像。
　　
　　贝尼特.米勒在《狐狸猎手》和《卡波特》中讲述了同一个故事，这个故事的前半部分可以概括为：两个本质相似的灵魂绕道相遇。绕道指的是绕开两人社会标签上的迥异。《狐狸猎手》中的「绕道」是一场值得玩味的拉锯战，《卡波特》则把浓墨重彩放在了「相遇」，在如梦似幻的音乐、慢镜和闪光灯中，卡波特与派瑞仿佛是在一场盛大的舞会上目光交汇。
　　
　　两个对摔跤运动并无本质热爱的人在第一次会谈时，严肃地宣称要在摔跤运动中「see this country soar again」，当「Patriot」杜邦发出上述豪言壮语时，马克以朴素的诚恳回应道「I want that too.」这就是喜剧，两个空虚的灵魂在发表爱国言论时终于撞响了第一次共鸣，美国无辜地成为了他们的热爱对象，而他们自己也同样无辜，基于他们对那空虚总是毫不知情。杜邦的第二场爱国表演则更要夸张得多，悠扬的音乐声和苍凉的空镜拉开帷幕，杜邦以抒情诗人的口吻徐徐念道「Three thousand men died here. These patriots……」或许真会有天真的观众受到这一番形式主义的感染，但米勒其实已经通过场与场的拼接，暗中捅破了杜邦虚构的那一腔爱国热血。在这一场戏之前，是一场仅有十二秒但符号性极强的戏：马克背对镜头，呆滞地独坐在他客居的卧室里，这卧室是阴暗的，满墙花纹，而左中右景的装饰品中是无一例外的——马。这阴森豪华的花房间，就是下一场戏中那位抒情诗人的成长环境，是他的背景色，他的起点，他的洞穴，也终于将会是他的坟墓。
　　
　　杜邦的爱国者情怀或许不能感染观众，但至少已深深打动马克（尽管我们必须公允地承认马克本质上就是个容易被「深深打动」的人）。在两处稍带跳跃性的剪辑中，我们可以纵观这一「深深打动」在马克身上产生的即时化学变化。第一处紧接在爱国者追思演讲后面，转场镜头中，马克在公厕里面对镜子握紧双拳，给自己打气。马克是一个喜欢面对镜子的人，影片中他一共直面镜子四次，这第二次应该是最愉快的一次。第二处略跳跃的剪辑，则更是依靠这「跳跃」制造了喜剧色彩，马克把哥哥戴夫从家庭聚会上拉走，下一个镜头，导演跳跃性地剪了兄弟对话的开头，以此表现马克的迫不及待，而他迫不及待要与哥哥分享的是——「The country has lost their morals and values」，反打镜头里，戴夫略带疑虑地尽力保持倾听，或许这也是戴夫第一次面对一个活的爱国者以及他对祖国现状的忧虑。
　　
　　随同影片进展，爱国议题很快便弱化了，因为更令人感兴趣的注定是爱国者们爱的理由。马克不难理解，他是我们走入那「脆弱」的正门，他在价值20美元的演讲中面对一群小学生僵硬地抬起胳膊展示胸前的奥林匹克金牌，这举金牌的动作是如此僵硬，以至于看起来是多余的，马克在生活中，不得不敏感地制造一系列类似的多余动作（还有诸如「We both won golds」的补充说明），以维系他的尊严。杜邦呢？他的生活中似乎惟独不缺的就是尊严，作为走入那「脆弱」的侧门，他这扇门是如何打开的？这开门的过程于是贯穿了整部影片。从这个角度说，马克在影片里仅仅是杜邦的注脚，或者说爱照镜子的他成了杜邦的镜子，因为艺术毕竟不在于正门。
　　
　　杜邦令人着迷的所在是他的不露破绽，连出场都要隐蔽在一个远景里，不似马克一上来就被罗列式的几场戏给点透了。观众不得不自行收集杜邦的破绽，并逐步在破绽的堆积中拨清他的面目，拨清他原来是个小丑，从而感到可笑，再进一步揭下小丑的面具，看到他的谜底原来如此简单——他的母亲，从而感到可悲。
　　
　　母亲的登场甚至还要在杜邦之前，不过是以「照片」这一颇值得玩味的形式：马克与杜邦握手之前一个镜头，是他凝望着杜邦母亲的照片（照片中那个骑马女孩的身份应该是没有争议的）。同样具备这一前一后结构的便是影片本身：正片之前，先行登场的是一段「猎狐」的纪录片。这猎狐纪录片是整部影片的密钥，而杜邦母亲则是杜邦的密钥。作为一把钥匙，杜邦的母亲在篇幅分配中是安分守己的，有关她的信息被克制在几个并不惹人注意的角落里，连死讯都是由杜邦律师之口传播开。但是她的神秘和威严却借由她的马轻易地盘踞了整个庄园，就如同她的画像可以轻易侵入男性隐私空间一样。
　　
　　杜邦朝向他母亲所发动的反抗战争可以用「悲壮」来形容，这战争组曲由四个重场戏组成：马克斩获世锦赛冠军后的狂欢派对、杜邦与母亲关于能否将奖杯放入the Rosemont case的谈判、母亲巡视摔跤馆时杜邦的教学表演、母亲死后杜邦对她的马所做的放逐。这四场戏中，前三场全部是喜剧化的处理，导演残酷的喜剧性如一根黑线一针针地缝在杜邦身上，他再也逃不出这「悲伤的小丑」的宿命，即便是他坐在直升机上一遍遍重复的「Ornithologist, philatelist, philanthropist」的绕口令，听起来也都像是一个职业小丑的看门歌曲。
　　
　　世锦赛之后的狂欢派对第一次大面积地揭晓了那乌云一般捉摸不定的母子冲突，这对出身名门望族的母子，经年累月，终于找到了一片两人都满意的战场落实他们的矛盾，他们受礼仪和名位所缚，无法像普通人家的母子那样撒开来大吵，只能暗度陈仓地选定一块分寸恰当的擂台：两项运动之间的角逐，马术和摔跤。于是，杜邦的即兴演讲便以「Horses are stupid」这样大逆不道的一句话开篇，他在奖杯室中的演讲，最终和马克在小学的演讲一样遭遇了令人尴尬的冷场，他的冷场是更加刻骨铭心的孤独，因为这世界上实在难以找出第二个人能与他分享这「摔跤战胜了马术」的荒谬的快乐。这快乐不仅荒谬在外人的无法索解，也荒谬在杜邦内心的自我欺骗，因为这终究还不是他想要捕捉的那只狐狸，于是他只能指鹿为马地举起那两枚摔跤金牌，大声反问着「We caught the fox, didn’t we?」
　　
　　杜邦与母亲的谈判戏是全片的点睛之戏，每一秒钟都令人忍俊不禁，两位老年人坐在沙发上慢条斯理地讨论了两个本质上都是「能否将某物放入某空间」的问题，其一是能否将杜邦新近赢得的摔跤奖杯放入the Rosemont case，其二是能否将杜邦的火车模型放入儿童博物馆。这就是暮年的母亲和暮年的儿子之间所能发生的全部交流，在这样的家族中，衰老似乎是一件很早就会被提上日程的事，于是儿子的衰老得以赶上母亲衰老的步伐，而老之后的两人，又双双回归儿童的逻辑，他们之间的对话，也就简单、固执得像孩子一样，事实上，导演米勒在这一场戏和前一场杜邦赢得老年摔跤赛的戏里，都刻意安排了「老人」和「孩子」的二元元素，老年摔跤赛的隔壁场地是儿童摔跤赛，其比喻意味不言自明。这场戏的高明之处还在于，杜邦的母亲竟然也是有执着的，「如何处理火车模型」在她看来是一件需要慎重沟通的事，也许记忆中这曾是母子间一次剧烈争吵的导火议题，而杜邦的「I don’t care」则将她推回到了她自己那理所当然的孤独中。
　　
　　杜邦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扮演摔跤教练，扮演队员的导师、父亲和领袖，这并非通常意义上的爱慕虚荣，因为他心中在乎的观众只有一个，他的目光是那么敏感，时刻注意着台下有无动静，说明那个人来了。影片结尾，这个人已死很久了，没了观众的杜邦只能在雪天里坐在电视机前，独自欣赏那部描写他作为一个摔跤教练的纪录片，这部大戏在自编自导自演之后，终于连观众也不得不由自己担任，杜邦的命运在某种程度上又何尝不是映照着我们每个人自身。面对轮椅上母亲的参观，杜邦依靠后天练就的大言不惭的能力在一群专业摔跤队员面前伪装出教练的派头，虽然他的训话还是遭遇着一如既往的冷场。导演在这里剥开的是权势人物的悲凉，杜邦的权力和财富在关键时刻为他赢得的不是他人的尊重，而只是他人陪他玩这场「教练游戏」的有限耐心，穿新衣的皇帝固然是皇帝，却也是全场唯一一个全身赤裸的人，而无人会与他分担这赤裸背后的羞耻和脆弱。杜邦的这场演出被处理得相当漫长，到最后，他干脆黔驴技穷地趴在地上，他想不到的是，多半正是这青蛙般的「趴」的动作让他的母亲终于忍无可忍，因为这实在验证了她印象中这门运动的「low」。米勒在此处挖掘出了摔跤运动在视觉上的「low」的色彩，异曲同工的是，之前那场深夜画廊戏里，摔跤在视觉上先天蕴含的另一种暧昧意味——性暗示色彩——也得到了同样程度的发挥。
　　
　　时间轴上一些人不经意地消失，杜邦最终凭借敌人的自然死亡赢得了反抗战争的胜利。一个人会如何面对自己母亲的死呢？杜邦的动作是：放走母亲心爱的那些马——米勒在此处的安排可谓神来之笔。这是视听处理上最富浪漫色彩的一场戏，近乎超现实的蓝光，升格拍摄，场面调度则是杜邦瘦小的剪影淹没在舞蹈般鬼魅的马群中，而唯一那一下变焦拉近几乎可以说震颤心神。放走母亲的马，是杜邦对母亲所做的最宏伟的复仇，这复仇却仍然像挥拳痛击空气一样无法给人正中要害的满足感，杜邦的狐狸仍然逃出了猎网，而且似乎是永远地逃走了，作为一名基督山伯爵他也难以酣畅淋漓。这满溢着无名悲伤的一场戏，配乐是Arvo P?rt的《Für Alina》，片尾戴夫死后，同样的旋律再次响起，导演借这两场戏在音效处理上的暗中勾连，搭建了影片悲剧色彩最为纯粹的一个层面。
　　
　　《狐狸猎手》和《卡波特》所共同讲述的那个故事的后半部分稍显复杂：较为强势的那一个灵魂，为了一个意义终将被解构的成功，而在某个轻易的瞬间召唤了足以毁灭另一个灵魂的阴影。这一模型在《卡波特》中的呈现，是卡波特为了他那本终将奠定其美国文坛地位的《冷血》而为派瑞召唤了死刑（是间接的召唤，其方式是不再为派瑞寻找辩护律师）；在《狐狸猎手》中的呈现，则是杜邦为马克召唤了他的哥哥戴夫。这么断定也许是残酷的，但实际上戴夫在马克生活里扮演的最深刻的角色恰恰就是「阴影」，他太完美了——无论是他的人格还是他的家庭——以至于这完美对他人而言几乎就是「伤害」，这伤害的逻辑，在迈克.李的《又一年》中，在那对美满夫妻和女主人公Mary的人物关系中，得到过相同的演绎。不仅是马克，连杜邦面对戴夫这自成一体的完美也显出了一种无所适从，这无所适从很快就固定为杜邦面对戴夫时的主要情绪（不难列举一堆细节佐证这一判断，此处不再赘述），从这个角度说，戴夫在杜邦的生活里也是有象征意味的，他意味着一种杜邦不能理解的荒诞，那荒诞的名字叫做「幸福」，影片结尾杜邦开枪前后的心理状态被留白处理，但我们经由这一路径多少可以有所管窥：面对不能解决的荒诞，对其实行毁灭确实是很多人唯一擅长的策略。
　　
　　影片最后一个镜头里，曾扬言要为美国做些什么的马克终于被淹没在「U.S.A.」的呼声中，此时的他已经剃了光头，这是他第二次削发明志，前一次还要追溯到他被杜邦扇脸之后那段低落的时光。马克的其中一个可怜之处在于，他没有多少手段发泄那沼泽般的「无力感」，作为一名愣头青，他的手段在剃发、拿头撞镜子、争夺奥运冠军等少数几种之后就被穷尽了，杜邦与他唯一的区别在于，杜邦的手段很多，他可以出版鸟类学着作，可以集邮，可以贩卖军火，可以包养一群摔跤队员担任他们的教练，可以赞助一项摔跤比赛再荣获冠军，甚至到最末，杀人都是可选项之一，在完成这种种壮举之后，杜邦才得以确认他那与马克殊途同归的一无所获。我们每个人自童年时代起，也都已经有一只狐狸奔跑在心的荒野上了。我们每个人都想要捉住这只狐狸，但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从未仔细想过它在哪儿。如果我们不知道它在哪儿，那么我们永远只能捕到一些状似狐狸的动物，譬如奥林匹克金牌。但是话说回来，无论如何，骑着马猎狐总归是一项高雅的消遣活动，值得用纪录片记录，再铭刻为我们人类——这一名门望族——的历史。
　　
作者游彧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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