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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部半》电影结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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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部电影主要刻画了一个遭遇种种心理困境的电影导演,他不仅面临来自制片方和电影合作者们的压力(演员、投资方、媒体等等),面临与妻子、情人之间的感情困境,同时他也面临着深层的自我焦虑和迷失。在这个过程中,主人公脑海中产生了一系列的虚幻场面。虚幻与现实交织,使《八部半》成为典型的意识流电影。电影以“戏中戏” 的形式造成一种内部文本的“套层”结构,而电影本身又与导演费里尼的现实生活形成紧密而奇妙的对应关系,更加深化了这种“套层”结构。

  一、故事与影像:人生困局?内心探索

  总体而言,可以用“剧情中的多重困境和闪回中的内心探源”来概括这部电影。由于这部电影摈弃了外部动作的顺序化,影片的叙事时间几乎是被打乱的。常常在一段现实情节之后,马上插入一段闪回(梦境、回忆、幻想)。很多人抱怨分不清楚片中的现实场景和梦幻场景之间的区别,其实如果仔细分析,电影中二者的区别还是很明显的。每当主角圭多要开始一段幻想的时候,常常是他处于睡眠或者休闲状态的时候,并且导演会用明显的推轨镜头或者特写镜头来暗示这一点。电影开篇就开宗明义地揭示了圭多所处的困境。那是一次大堵车的场景,道路上停满了车子,圭多被困在车里无法动弹。一种压抑、难以释放的感觉充斥着他。他从车窗里面爬出来,在车顶上奔跑,终于,他飞了起来。那是一个明显的幻想镜头,展示了人物对现实的不安。 


  1.生命迷宫的多重困局
  费里尼自己评价圭多时说:“这是一个矛盾、交叠地活在不同现实中的人,而这个素描要写尽他生命中的一切可能,尽可能的多层面,(形成)一个接一个的故事。”  他塑造圭多这个人物,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要揭示现代都市人所遭遇的种种困境。具体来说,圭多的困境可以有三个层面。
  圭多遭遇的首要困境是生存的困境。作为一个知名导演,拍不出电影对他来说就像无法进食、无法喝水一样失生命存在的价值。电影中,至少在表面上周围的人还都是服膺于他的,制片人希望他明天就能拿出电影的方案,编剧与他讨论电影的创意,演员们则希望能在他的电影中出演角色。一个接一个的现实的压力,造成他生活的混乱,使他不知道该如何进行下。其次是情感的困境。电影开始不久,圭多的情人卡拉来到了片场。圭多火车站接她,却避免让她与身边的同事碰面。从这种态度我们可以看出,圭多与她很难实现情感上的沟通。圭多跟她在一起,更多是出于身体的欲望,以及某种内在的恋母情结。在内心深处,圭多渴望一个能够帮他挣脱心理束缚的人。于是他又叫妻子来片场探班。他明知道自己的情妇和妻子会在片场相遇,却执意让妻子来到片场,这体现了他的一种自我毁灭的倾向。当时他与妻子之间的感情已经出现了裂隙,只是他们没有办法结束这一切。一切都在胶着之中,难以厘清。这里出现了那个着名的幻想镜头:圭多身边的所有女人都和谐相处,他的妻子、情妇们、梦中情人,童年时遇到的疯女人等等汇聚一堂。他像一个君王一样,享受她们的爱戴,被她们服侍(费里尼后来将这个场景扩展为另外一部电影《女人城》)。这个幻想镜头比开场时圭多飞翔的那个镜头具有更深刻的意味,因为她不仅彰显了圭多希望摆脱困境的意愿,而且揭示了造成这种困境的深层原因——他内心深处的某种男性中心主义倾向。
  最后是随之而来的道德困境。圭多自始至终都在反思自己,他幻想在一片断壁残垣边遇见自己的父亲。父亲像小时候一样给脆弱的他披上外衣,安慰和开导他。这揭示出他在内心深处对自己生命来源的困惑,他渴望童年那样的纯真温馨,然而却再也不能重回过。现在的圭多在生活中处处谎言,逢场作戏,他可以对自己的妻子说谎而毫不脸红,但是对于电影,他却渴望拍出一部真实的,完全表现自我内心的影像。这就造成了他的困局:既然生活本身就是虚假的,那么,电影如何真实地表达出这种虚假的生活呢?换句话说:圭多已经不知道哪一个才是真正的自己了。这也许就是费里尼的初衷。他在这部电影中“要描写的是由无数折磨人、不断改变的迷宫组成的人生。我们的主角突然不知道他是谁,他过是怎样的人,他未来要走向何处。换言之,人生于此只是一段没有感情、悠长却并不入眠的睡眠而已”。

  2.童年轨迹的内心探索 
  主人公圭多的内心矛盾不仅来自童年的成长经历,也来自他天主教的宗教信仰。电影中不止一次地揭示了宗教在主人公身上造成的烙印。费里尼曾解释,作品中主人公的行为是“天主教教育所制造的神话造成的结果。深印在我脑际的对某种纯洁的、天使般的完美道德品质的企求,使我怀恋着某种超尘脱俗的东西” 。电影中,当圭多还是个孩童,他和小伙伴们海滩花钱看肥胖女人跳舞。尽管这一行为遭到了教会学校的惩罚和母亲的呵斥,但是依旧成为他美好的回忆。那不仅是年轻欲望的冲动,也是对教会禁欲思想的反叛。
  然而费里尼对天主教的观点是复杂的,既有反叛,又存在敬畏。这种复杂情感常常以无意识的形态在他的电影中得到呈现。比如他的电影中有很多场景具有很强的仪式感,配上节奏强烈的音乐,造成令人入迷的催眠效果。而这种梦幻性,某种程度上正来自于宗教对他的影响。他说:“我喜欢它(天主教)的行进仪式,永远不变像催眠般的场面、宝贵的排场布景、扭曲、禁忌都有一份感激,这些东西是人性潜藏的背叛根源,辩证法的庞大体系也是由此而产生的。任何要将自己从这些隐晦、扭曲、禁忌中解放出来的努力也能赋予生命意义。” 《八部半》最后一幕,圭多躲在桌子底下,用手枪对着自己的脑袋开了枪。我们不知道他是否真的死了,接下来的场景便是一个充满宗教意味的场面:主人公倒下之后,他的所有困境突然得到解决。在片场搭起的巨大的布景面前,一切又都井然有序。这个场景的多义性在于他既可能是电影中的幻想,又可能是人物实实在在的生活。 
  无论是对于传统的宗教,还是对于现代都市的生活方式,费里尼都持有一种若即若离的态度,这就造成了他电影中那种兼具狂欢和内省的气质。这种气质在《八部半》中达到巅峰,在他之后的作品中也一以贯之。“随着《八部半》,费里尼摆脱了传统的叙述结构,他潇洒地一转身,便从站在摄影机前变成为跟在摄影机后面。圭多的犹豫不决让人由小见大,它所寓指的是在1960年代似乎在趔趄中进两部退一部的欧洲。” 正如在片中那个搭在海边沙地上的巨大布景一样,虽然花费不菲,看上高大威武,但地基却一盘散沙。这大概也是对西方上层阶级的某种隐喻。 


  二、导演工作:流浪?造梦?自传

  正如影片中的圭多一样,《八部半》的拍摄曾给费里尼带来很大的困境,甚至不知该如何继续下。那么,《八部半》的创意最初是如何在导演脑海中产生的呢?这部电影最初 “没有一个主体,没有开始,也不知道该怎么结束。每天早晨派奈利都会问我主角是从事什么行业的。我仍然不知道,也不觉得这有什么重要,虽然我也开始有点紧张了。” 在拍摄《八部半》的过程中,费里尼一直处在一种紧张、自省的状态中,那是一种生命冲动与艺术冲动合二为一的状态,也是创作的最佳状态。往往在这个时候,一个导演最容易突破自己之前的工作方式,达到新的成就。
  《八部半》是费里尼所有电影风格的集大成之作。在题材上,我们考察费里尼之前之后拍的所有电影,可以发现费里尼电影中那长长的梦,可以分为三个大的站点:“第一站是他儿时以幻想为主的马戏团,由此延伸为‘马戏团情节’。第二站是他青年时代寻根,寻梦的半虚半实的罗马。由此延伸为‘罗马情结’,其中较多地隐藏着他的俄狄浦斯情结,因为这是他母亲的城市。第三站则是他着名的‘梦工厂’:罗马电影城的‘第五摄影棚’。由此延伸为‘摄影棚情结”。 马戏团、摄影棚、罗马,是费里尼从童年到成年最重要的三个人生站点,也构成了他电影中三个显着的标签。

  1.马戏团:流浪叙事与人生幽默
  马戏团代表了一种流浪叙事和人生的幽默感。众所周知,费里尼从小的生活与马戏团紧密相关,马戏团的见闻成为他电影创作的主要来源之一。在费里尼的处女作《杂技之光》(与他人合导)中,他以黑色幽默的方式描写了一群杂耍艺人的生活;在《大路》中,由他的妻子朱丽叶塔扮演的女性角色是马戏团的一员;而之后的《浪荡儿》、《卡比利亚之夜》等电影的取材,也都与马戏团密不可分。“费里尼的影片具有非常多的幽默元素,但他的幽默和情趣灵感不仅来自电影本身或者其他导演的作品,更多的来自马戏团和音乐大厅。 马戏团除了表现一种人生的幽默,更多的是创造了一种叙事效果。马戏团中的人物在城镇与城镇之间流浪,尝尽人间冷暖,那是一种浪漫与悲惨相交的气质。
  在费里尼中期的电影中,马戏团的影像已经从题材背景演变成为一种内在的风格气质。即使表现的是那些中产阶级贵族的生活,费里尼也倾向于用一种幽默、戏谑、讽刺的方式处理。《八部半》中,圭多遇到一个具有“特异功能”的小丑,他可以读到所有人的心声。当小丑走向那些贵族时,众人纷纷恐惧的转身离。他们离的原因很容易理解:每个人内心深处都有藏着一个不愿被人知道的秘密,更不愿被一个下层的小丑揭示出来。在这里,导演用圭多的主观视角拍摄人们避之不及的仓惶丑态,一种幽默感油然而生。
  有人指出,“费里尼的影片中通常糅合了意大利电影中的两个主导元素,一是‘史诗’传统,表现在对奇观和歌剧意识的偏爱;二是‘人道主义’传统,反映在对流浪者和苦恼人的深切同情。” 其实在费里尼的电影中,这两个元素是相互交错联系的。“史诗”传统在费里尼的导筒下,变作了主人公在人生路途、心灵旅程中的流浪形态;而“人道主义”传统则自然而然地演化作对阶级社会下人们生活的关照。对下层的悲惨生活充满同情的同时,费里尼对上层阶级的批判也不是严厉的,而只是一种温和的调侃和讽刺。
 
  2.摄影棚:生存方式与造梦场地
  费里尼偏好的旅游方式并不是身体上的旅行,而是一种“神游”,是脑海中的奇思妙想。费里尼也不喜欢实景拍摄。从《甜蜜的生活》开始,他几乎所有的电影都在摄影棚内拍摄,甚至吃住生活都在那里。他对自己的影迷宣称:“如果你们给我写信,就寄到第五摄影棚吧,那里是我的家。”
  费里尼如此迷恋摄影棚,或许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想获取对电影的绝对掌控权。作为一个以想象力取胜的导演,他需要对电影的每个细节都尽力掌握。他说:“我不认为我的制片会把大海搬进摄影棚,但是我希望一切都能在棚内制作。因为,我认为一个发明家必须发明那种非常真实的气氛。在实景拍摄会有一些东西打扰你。” 电影那些十分复杂且巧妙的电影调度场景,需要摄影、表演、灯光、道具等各个环节的密切配合,在棚外的现实环境中几乎很难完成。而在摄影棚里,费里尼可以尽心尽力地设计每一个镜头,指导每一个演员的表现,完全不用考虑外界的因素。在棚内,他就是那个创造一切的上帝。他常常将摄影机放在轨道上,近景别跟踪人物的走动,在追踪人物位置变换的同时完成场景变化。镜头从一位演员的面孔滑动到另一位演员的面孔而丝毫不显得跳跃。据称,《八部半》结尾本来是在火车上拍摄的,但是费里尼后来改变了主意,他将所有演员和工作人员召集到摄影棚,安置了七台手持摄影机。他让两百多位演员走上台阶,当音乐想起,演员们一边说话一边走下来。充满了梦幻迷人的气质。
  然而,费里尼的造梦方式与美国好莱坞的造梦机制却是截然不同的。好莱坞是由外而内的建立,通过营造一个幻想故事和圆满结局,令我们暂时忘却现实;费里尼则是由内而外,用他的电影唤起我们心中的另一个现实,另一个诗意的领域。 

  3.罗马:成长家园与精神自传
  费里尼的很多电影都是以他的出生地——意大利北部的里米尼小镇为原型的。直到后来,费里尼来到罗马拍摄电影,他才开始将罗马视作自己的电影福地。好莱坞曾不止一次地邀请费里尼美国拍片,都被他“不能离开罗马”的理由拒绝了。1972年,他甚至拍了一部以罗马城为题材的电影《罗马风情画》来细致表达对这座城市的爱恋。 
  将拍摄地点和故事发生地都放在自己熟悉的地方,使费里尼的电影在迷幻之中也并未损失真实效果。故事中每一个细微的情绪,都来自导演生活中最真切的感受。只不过,他将这种感受电影化、诗意化了。《杂技之光》中展现了他亲身体验过的表演大厅的环境;《白酋长》嘲讽了连环漫画产业(费里尼自己也曾是一位漫画家)。在后来的电影《阿玛柯德》中,费里尼概括了他本人青春期中最激情燃烧的记忆。而《八部半》则解释了一个陷入困境的导演自己。据说演员马斯楚安尼(他还出演了《甜蜜的生活》中的费里尼)在表演的时候,借鉴了不少生活中费里尼的形象。“为了表演准确无误,演员马斯楚安尼戴着一顶费里尼在拍摄现场时经常戴的西方圆边帽。” 可见,费里尼电影中的自传性不仅仅是出于对个人生活故事的照搬,而且是为了寻求电影的逼真性。他是这个世界上为数不多的,能够真正把握电影逼真性与梦幻性之间的关系的导演之一。 

作者林有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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