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视台词 > 影评 > ：《死亡实验》导演借了斯坦福实验的壳，拍了个米尔格拉姆电击实验是由一生祝福网(www.13zhufu.com)为您精心收集，如果觉得好，请把这篇文章复制到您的博客或告诉您的朋友，以下是《死亡实验》导演借了斯坦福实验的壳，拍了个米尔格拉姆电击实验的正文：

　　刚刚看完《死亡实验》这部电影，说实话跟我的心理预想（不是预期）差距还是蛮大的。之前在社会心理学课程上老师曾经给我们详细的讲过这个赫赫有名的实验，并给我们看过当时录制的真实实验影像（上古AV画质），之后在网上也看过很多介绍文，所以在看电影之前对实验过程已经有些了解。本身以为这是一部相当纪实的翻拍电影，然而当我看到糖尿病患者之类的设定（甚至最后他倒在血泊中），才发现这个版本的《死亡实验》加入了相当多的戏说成分。
　　与其说这部电影并不是一个纯粹的、还原版的斯坦福监狱实验，不如说这部电影实际上将很多不同的心理学效应混搭、糅合到一起，成为一锅大乱炖。不得不说这部电影相较于斯坦福实验，实际上倒是更像另一个跟斯坦福实验齐名的服从性研究——米尔格拉姆电击实验。
　　相信本身知道斯坦福监狱实验的人，或多或少也知道米尔格拉姆实验的内容。实验由两人进行，一个是实施电击者，一个是被实施电击者；前者看不到后者，但能听到后者的声音。在科学家以及实验规则的指示下，电击的电压不断加大，被电击者发出凄厉叫声并最终沉默。尽管如此，由于科学家不断声明被电击者没有生命危险，并不断催促实施电击者继续实验，很多人因此将电压不断加大不断加大不断加大不断不断不断……加大。以果壳网的描述概括一下就是：“许多人对权威的顺从达到了不可思议的程度：在科学家的指示下，许多参与者会对无辜的人施与一个足以致死（至少参与者是这么相信的）强烈电击”
　　回想一下电影中面对那个糖尿病的“囚犯”，黑人狱警头头所说的话：“（大意是）监狱里的摄像头24小时都在不间断地监视着监狱里的情况，如果那个人真的有绳命危险，那些科学家会坐视不管吗？既然他们没有给任何指示，那就说明没有问题。”这段话其实是这部电影中的实验（而非斯坦福实验本身）的问题核心所在，而恰巧跟米尔格拉姆实验十分相似。导演或者编剧实际上是套了一个斯坦福实验的外壳，拍了一个米尔格拉姆实验。
　　对比一下电影与米实验的相似点。首先，两者中都有实验对象出现生命危险，电影中是糖尿病患者，而实验中是受电击的人。其次，实验的参与对象都无法科学的判定危险的严重程度，而只能用常识来判断；例如电影中人们也不知道糖尿病患者不注射胰岛素能挺多久，甚至患者本身也抱着搏一搏的心态，但是根据常识判断情况十分危险；而米试验中实施电击的人尽管看着仪表上写着几十伏一百几十伏的电压，但是也不知道具体多少电压会威胁生命，但是根据被电击者的叫声他们有一个常识性判断。其三，两者中都有一个绝对的权威者作为危险程度的衡量者，而且受到实验参与者相当大的信任，而且这个权威者都是科学家；电影中摄像头后面的科学家对于什么情况是过分的有绝对的决定权，而米实验中科学家对于什么样的电压是危险的，被电击者究竟有没有生命危险有绝对的权威。而最后，这些相似点导致的结果也是一样的，那就是人们在权威之下不顾“受害者”可能面临的危险与痛苦，继续实施危险行动。
　　电影里权威的影子到处都有体现。科学家们是最高的权威，黑人头头是狱警们的权威，狱警们是囚犯们的权威，这样的一个层级结构，而这个层级结构唯一的合法性(legitimacy)和持续性都来自于那个红灯——最核心的权威，权威的顶峰和本源。权威是电影和米试验的核心所在，当权威不再被人们信任的时候，原本的体系就崩塌了。在米试验中，当实施电击者的常识性判断超过了对科学家的信任后，便拒绝继续实施电击。在电影中，体系崩塌的第一个多米诺骨牌就是那盏红灯的权威性不再被人们信任，原因是已经明显发生了违反社会基本原则以及流血事件，然而那盏红灯依旧不亮，“为什么你们还不停止这一切？”；于是人们开始发现，不仅狱警们已经疯了，而且科学家们也疯了（实际上他们确实是疯了，哪有死了人还继续实验的科学家）。由于黑人头头的权威是基于那盏红灯的狐假虎威的权威，因此随着红灯权威的消失，他自身的权威也轰然崩塌，紧接着是狱警们的权威崩塌，之后整个实验就陷入无政府主义了，这简直是生动地描绘了一个集权主义的政治体系是如何崩塌的。
　　那么这样又有一个问题出现了：电影的设定是复制津巴多的监狱实验，为什么会演变成米格拉海姆实验呢？究竟是哪里的不同使得原版和复制版实验的走向发生了不同？我觉得一个关键的不同就是实验机制的区别。在真实的监狱实验中，津巴多本人（科学家）尽管也是权威，但并不是躲在幕后的，而是作为“监狱长”以及整个实验的负责人，实时地参与到实验当中，当发生一些过分的，不合适的行为的时候，会出面予以提醒和制止。相比之下，电影版有三个不同点：其一、科学家躲在幕后，让人们看不到他们到底在想些什么，做些什么，怎么衡量，怎么决策，但只能服从其安排，这很像集权主义的“神秘主义”特征，或者说像极了《1984》的老大哥；其二、狱警们没有犯错的机会，只要他们一次没有给予合适的应对，实验便要结束，他们就都拿不到薪酬，而津巴多则是多次干预了实验；其三、也是最核心的一点：这个实验中行动的评定上只分为两类——可以与不可以，只设置底线（bottom line），而不对“可以”但“过激”的行为做任何的纠正。
　　第三点产生的后果，需要联系到心理学的另一个效应，就是anchoring effect（锚点效应）。人们在评估一个东西，不论是价格、表现还是身高体重，都很难凭空作出判断，而需要一个锚点。比如说，如果你从来没买过洗面奶，最近因为长痘不得不买，进超市发现一罐60块钱的，也不知道贵不贵，合不合算；如果你以前买过一罐40的，或者有人告诉你一个普通、大家都用的牌子卖40，你就知道这一罐有点贵了。
　　在电影中，狱警和囚犯们面临的一个最核心的问题是：什么是可以允许的，什么是超出允许范围的？这决定了他们能不能拿到钱。所以第一天演了那么多，实际上根本的内容就是找到这个锚点。狱警们一开始也很茫然，知道黄毛找到第一个锚点线索——“相应的”（commensurate）。于是囚犯们做了什么，预警们作出程度完全相同的应对，就是“可以的”、“合适的”。
　　这样做本身是没什么问题的，但是权威的运行机制有问题，导致后面的走样。原因即为红灯只设置底线（bottom line），因此预警们为了更好地树立自己的权威，以“可以的、合适的行动”为锚点，开始试探底线。当成功之后，预警们的下一次评估，就不再以第一个锚点，而是以成功的底线试探为新锚点，来定义自己的行为是否是合适的，并探索新的底线。如此的恶性螺旋只会导致预警们的举措越来越过激。
　　所以在一定程度上，电影与真实实验相比，行动与体制的互动关系也不太相同的。在电影中，是只设底线的体制逐渐塑造了人们的行动方式；而在津巴多的实验中，尽管狱警和囚犯的设定作为体制的一部分也塑造了人们的行动，但另一方面，随着实验的实施，预警囚犯甚至津巴多本人逐渐进入角色并按照角色定位行动，整个实验的机制也从优先考虑实验参与者的心理和生理承受力转变为优先考虑实验的进行与持续。人们的行动改变了体制。
　　与底线原则的螺旋向下性相辅相成的，是权力欲望的无限扩张性。尤其是在一个集权体制中。我们都知道扩张性内在于资本主义，因为必须要有持续的扩张，资本才能保持延续性。投资的盈利必须用于新的投资，否则无法保持现在的盈利。汉娜阿伦特在《集权主义的起源》中描述了帝国主义中权力类似于资本的扩张属性。在帝国主义体系中，权力必须不断的扩张才能保持自己的存在，权利的存在的唯一目标就是扩张，扩张才能保持权利存在；在此意义上，权力即是扩张，扩张即是权力。因此，帝国主义必须通过通过不断侵略，来扩大权力的边疆，实现权力的扩张（这解释了列强的殖民扩张）；如果殖民地瓜分干净，没有继续扩张的空间，那么帝国主义之间就会爆发战争，强行继续扩张（这解释了一战）；如果甚至无法用战争来扩张，那么权利中枢便只能通过内部破坏，即摧毁国家内部现有的政治结构，来扩大自己的权利（部分解释了苏联的大清洗运动，以及苏联下一任领导人对上一任的政治清算）。
　　在电影中，黑人头头通过试探底线，不断地增强羞辱的强度，也不断地发明了更多惩罚方式，这个过程实际上就是权力扩张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预警们的惩罚引发了囚犯们的反弹，因此只有对反弹实施更强大的镇压，也就是探索新的、更强力的羞辱和惩罚方式，同样也就是进一步的权力扩张，才能保持自己的权威，而不被囚犯们的造反推翻。从这里你可以看到：只有不断扩张权力，才能保住现有的权力；而狱警们手握权力，拿这个权力只做一件事，那就是扩张权力——强迫囚犯们做更多的事例如服务自己的性欲。权力即是扩张，扩张即是权力。
　　底线原则为权力扩张提供了条件，权力扩张不断实践和探明底线原则。以下省略一大段辩证法。
　　所以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津巴多和电影导演意图的根本不同：前者想用一个实验论证屁股决定脑袋，人们的角色影响了人们怎样行动；后者则想展示给我们人是怎样屈从与权威、利用权威、抵抗权威，并描绘了一个不人道的集权体系是如何建立的以及怎样坍塌。
　　除此之外，电影中的实验未能还原的一个效应，还是造成了很大……不能说遗憾吧，只能说区别。在津巴多的实验中，角色对行动的塑造效应，对狱警和囚犯都十分明显。狱警逐渐变得残暴，囚犯逐渐变得顺从。而在电影中，着重表现了前者，但对后者的描绘却乏善可陈。影片的笔墨重点放在了囚犯们如何反抗，而不是囚犯们如何变得顺从上，这也与影片“反抗权威和集权主义”的基调相吻合。在这部影片中，并没有任何一个扮演囚犯的人真的把自己当做一个囚犯。他们的服从只是镇压的结果，而不能论证角色对于行动的塑造性。17号囚犯虽然很服从，但那是因为他曾经当过囚犯，而且一开始便决心服从，所以也不能论证角色的塑造能力。而在真实实验中，有部分扮演囚犯的人确实改变了对自己的定位：从角色的扮演者变为角色本身。
　　最后想说的影片中的一个心理学效应，是“社会情境效应”（social context effect）。除了一开始科学家给予的角色外，整个模拟监狱内部的社会影响，也就是身边的人怎样行动，也对每个个人的行为产生巨大影响。监狱里的社会情境到底应该是什么样的，在一开始其实是没有被确定的。监狱里可以是狱警和囚犯和平相处的，互相平等、配合、体谅的，可以一起打打闹闹的，就像实验刚开始白胡子黑老头期望的那样，也就是双赢win-win；也可以是狱警高高在上，囚犯绝对服从的，也就是零和zero-sum。
　　那么我们不禁要问：为啥影片中的监狱社会情境最终变成了第二种，而不是更理想的第一种呢？原因主要有两个，其一是尽管这个社会情境一开始并没有规定，或者说人们一开始照搬了现实的外部社会中人人平等尊重的社会情境到模拟监狱里，但是人们心中隐含着一个对于监狱究竟应该是什么样的设定，这个设定来自于纪实片、电影与身边人的述说，这实际上就是一个隐形的社会情境，它会逐渐引导狱警和囚犯的扮演者向着他们心中真实的狱警和囚犯靠近；第二是两类社会情境对于狱警和囚犯的扮演者各有利弊，双方因此产生利益之争，有特权的一方获胜。双赢社会情境，表面上看是双赢，实际上是囚犯占便宜，这让他们过得舒服，但却让狱警们承担违背第五条规定的风险而胆战心惊；第二类社会情境让囚犯很痛苦，但是狱警很爽。所以双方已开始便在争夺社会情境的“定义权”。第一次针锋相对的争夺和冲突发生在囚犯们到底要不要把狗屎餐盘舔干净这件事上。表面上看这是一个遵不遵守规定的争执，实际上是一场为谁才对监狱里应该怎么样说了算而引发的争夺战。最终必然是手握特权的狱警获胜。
　　总结一下，除了几处明显不现实的情节，影片其实拍的不差。不能单纯因为影片没有还原真实实验而说编剧水平差。影片借了斯坦福实验的壳，诠释了别的主题，而且诠释得也不错，逻辑上也没有硬伤。最后一场打戏很叶问，有冤冤相报的感觉，虽然看着很爽但是还是蛮微妙的。
　　
作者TESSO 时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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