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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纪录片的色调是灰暗的，镜头的抖动和胶片颗粒感时刻让我出戏。过多重复镜头、手持造成的抖动、拍摄群像的繁杂性使我不停地按快进键。
这是一部讲述北京民工子弟小学被政 府强制关闭的纪录片。矛盾缘起的简单化处理体现了官民之间的单一对立倾向。代替传统纪录片多方信源交叉客观呈现事件全景的，是重复出现的孩子嬉闹的情形。毫无疑问，制作人站在孩子一边。
这是中国发展进程中一个雪泥鸿爪式的碎片场景——被关停的学校大门外，一群孩子坐在水泥管上，上着课，唱着歌。也许是制作人刻意为之，这群孩子齐唱少先队队歌，天真歌唱的模样与紧闭校门里空荡荡的操场形成了鲜明对比。
看起来，这不过是一道薄薄的铁门，横亘在学校和孩子之间。但这道铁门却因承载着浓厚的政治意味而显得力重千钧。这铁门，是一道政 策，是一道普通的孩子和老师们难以违抗的律令，它说一不二，将民意牢牢地隔离在机构之外，也因其暗中契合中国 官方政 府的强制手腕传统而更具有批判意味。
然而，正如斯科特在《弱者的武器》里所提出的那个有趣的观点，民间对于官方，自有一套机智对策。你锁上了大门，我可以翻 墙。
这里的翻 墙是以另一种形式表现的：被明令禁止不能在校区上学的学生和老师们，转战废弃工厂、校车和老师的家。
随着场所一次次变化的，是学生人数的不断减少。“你要转学吗？”这个问题在学生间不断提及。从夏天到冬天，从720人到16人。民间的力量在面无表情的政 府面前，难以继续抗争。
这部片子的叙事线在学校和官方的斗争中时隐时现，过多对民工子弟和城乡结合部的场景拍摄，使叙事陷入混乱和昏暗。
影片过二分之一的时候，缓慢冗长的时间节奏终于被调快，场所和时间被快速压缩，从而显示出它的力量来——最初带有戏剧性的矛盾冲突消解在日常体验的挫钝感中，日复一日的上学放学，最终变成老茧和难以弥合的伤疤，给这些孩子留下对当局的仇恨。
在一个孩子爆出“共匪”的咒骂后，整部片子的主题完全暴露出来。这时，我又想起影片开头孩子们天真无邪地齐唱少先队队歌时候的模样，在这强烈的对比中，制作人的目的似乎达到了。
时间流逝使问题渐渐被风尘覆盖，问题消失了吗？没有，它是制度树皮无数疤节中的一员。在打游击式的非常规教学场所中，孩子和老师的角色对立在同仇敌忾中溶解，这种关系是基于共情的披着温馨外衣的仇恨种子。
然而，我们必须警惕这种愤怒的力量。
视角的单一局限了继续深挖的可能性，地下拍摄的状态削弱了纪录片制作人直面政府问询政策的选择可能。作为一种艺术形式，纪录片在崔子恩手中只是现实的表现手段，谁都不能指责镜头后的人们做的不够。这再一次提醒我纪录片的无力感。
不是所有纪录片都能像《细细的蓝线》那样以艺术形式介入真实世界，甚至拯救一个生命。大部分纪录片能做到的，只是将万千世界里闪烁的一个碎片，在几个小时的时间内快速地讲述一遍。它最初也是最重要的使命，只是呈现。
当你看完《海豚湾》或者《隐秘的战争》之后，你会觉得愤怒，你开始谴责制度。但现实依然一如既往地运作着，或许在某个细微的层面上，改变在悄悄发生。但对于中国民间纪录片工作者来说，这种纪录片中包孕的愤怒力量传统之根基并不深厚。毋宁说，我们习惯了《弱者的武器》那样的底层智慧，避免湮灭的冲突。
回归到纪录片的最初宗旨，我们是否应该仅仅满足于客观呈现？还是要求制作人参与事件本身，直面政 府？
陈为军和周浩这样的纪录片制作人已经给出了自己的答案：呈现，本身就是一种有态度的介入。
当你通过纪录片了解到这个国家存在的问题时，你会开始认识到不足，你会开始关注这一问题。关注是第一步，在这之上建立的改变虽然过程缓慢但不可逆。持久地观看和关注纪录片，有助于良好公民责任感的形成。
然而，在这种形成过程中，仍然要避免冲动和偏激的情绪，力求理性和全面的认知。这正是崔子恩做的不足的一点。为什么北京要关闭民工子弟小学？这一政策实施背后的现实逻辑是什么？崔子恩只给了学生话筒，却没做足背景资料的查阅。
一个学生在作文里写：“源海学校没有了，可是，我们还在。有学生，有老师，就有学校，我们要上学，没有人可以阻挡我们。”
当你看到这句话时产生了共鸣，那么，纪录片就已经通过媒介，完成了介入现实的任务。
摘录福柯的一段话：
必须得有一束光，至少曾有一刻，照亮了他们。这束光来自另外的地方。这些生命本来想要身处暗夜，而且本来也应该留在那里。将它们从暗夜中解脱出来的正是它们与权力的一次遭遇：毫无疑问，如果没有这次撞击，对他们匆匆逝的短暂一生，不可能留下片纸只言。
作者于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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