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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乐死一直以来都是一个饱受争议的话题，各种观点意见层出不穷。支持者主要是出于对生命的同情与尊重，觉得人应该有尊严的死，人有选择死亡的权利。这种出于人性的考虑，没有人会反对。但这种关乎无数个体生命的社会问题注定不会这么简单。
2014年的以色列电影《道别派对》关注的就是这一问题。一群养老院的老人自制安乐死机器，秘密帮助那些饱受病痛折磨，在死亡边缘挣扎的老人实施安乐死。如果把它作为一部关于爱与友情的电影，它是非常成功的。但如果电影的目地是探讨安乐死这个社会问题，它的表达实在太过简单和片面，容易给人误导。特别是一开始斥责安乐死这种行为为谋杀的卡瓦娜最后也选择了安乐死，这似乎是导演在明确表达自己赞成安乐死这一做法。
这部电影对老人的悲凉境地有着很细致深入的刻画，让人心生同情。而这对老人悲凉境地的同情恰恰就是安乐死产生的初衷，也是最简单的想法。卡瓦娜有着对老人生存状态的最好描述：他们其实还是小孩子，只是那副皮囊老了而已。
老人们面对的问题就是：他们也想像小孩子那样明亮，快乐，有尊严的活下，但他们的皮囊难以支撑起这些他们想要的东西。在痛苦生命和尊严死之间如何选择，安乐死是一种回答。但这个问题绝不是应不应该支不支持这样简单，它涉及的是更复杂更广阔的人生境地和生命意义。
在讲述文革经历的《一百个人的十年》里，有这么一个故事：女儿和父母因为忍受不了批斗的折磨，决定一起自杀。女儿先杀了父亲，可是没来得及杀死母亲和自己，批斗的人就到她们家了，她和母亲跳楼，母亲死了，她没死成，活到了文革结束后。在这期间她一直经受着内心杀死父亲的折磨，后悔自己的行为，觉得如果她当初不杀害父亲，他也许能和自己一样熬过文革，现在也能好好活着。
这个故事虽然不是因为无法治愈的病痛折磨而选择安乐死，但和安乐死面对的情况是一样的，当事人自己选择死亡，而且其亲人也认可。但这个故事可以给我们一些思考。
一，死亡是人的自由权利，但任何天赋的权利从来都不能得到完完全全无障碍的实现。人所处的时代，社会环境，生活状况都会很大的影响到这种权利的行使。在文革时期，很多人自杀，也是在行使这种生和死之间的选择权利。但这种选择是没有选项的选择，根本谈不上人的自由。
这种没有选择对象的选择在今天依然到处存在。最简单的一个例子就是史铁生所说的情况：＂人类走到今天，怎么连生的平等权利都有了疑问呢？有钱和没钱，怎么竟成了生与死的界线？＂飞速发展的现代医疗把越来越多的疾病从绝症栏里划除，但这种技术成果不是人人都能享用的，有钱人可以通过使用最好的技术最好的药品来把人从疾病里拯救出来，但穷人只能选择死亡，而他们原本是有活下的可能的。
二，人有很多的天赋权利，但人是否有能力行使好这些权利呢，很值得怀疑。人有言论的权利，是否就能肆无忌惮的公开侮辱穆斯林的先知呢。人有行动的权利，是否就能为所欲为的不顾道德呢。人有死亡权利，但是否就能全凭个人意志随意选择死亡呢。
电影里厄斯金在两次给塞尔达夫人实施安乐死失败后，塞尔达夫人忽然重新获得生的意志。可是如果前两次实施安乐死成功了，她就再也没有重新争取活着的权利了。如果是这样，她的生命算不算是被提早的放弃而误杀了呢？又如果那个女儿没有杀死父亲，她的父亲是否能够熬过文革享受现在的安乐呢？
痛苦的活着与尊严的死，这不是一个有着绝对答案的选择，在这之间有着众多可人为掌握的可能性。它和人的意志力有关，和人对人世的愿望有关，和信仰有关，和偶然有关。有时候一片不凋零的绿叶就能拯救一个生命。
这里就存在一个程度的问题，到底到了什么程度才能彻底放弃病人的生命，绝症之外不是还有奇迹吗？病人到了什么地步才是对生彻底的绝望？怎么判断他对死的选择不是一时的意志呢？
对待生命这一命题，永远不能想当然的进行是非判断，安乐死不能说应不应该，支不支持，而是要考虑到每个个体的人生处境。
作者夏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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