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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兔》这个漫画持有的是国家主义立场。对于漫画本身的批评现有的答案已经写得很不错了。这里我只想补充一句，国家主义不适合成为终极的政治价值。
有很多人鼓吹“爱国是左右两派的共同底线“，然后这个”爱国“又被解释为无条件支持扩展本国的国家利益，或者是支持政府的外交立场。然而真正探究政治思想，我们只能说，至少是20世纪以来，反国家主义才是左右两派（这里左派指从托派、非机会主义的列宁派、马克思主义者、社民；右派指自由主义者）共同持有的立场。
原因很明显，左右两派都有自己的终极价值取向。左派要追求无产阶级解放，右派要追求个人自由。至于国家主义，它何德何能要我拥戴？凭什么我出生的国家的国家利益就能成为一个我要赞许的终极政治价值？这并不是说左右两派不爱国或者反对扩展某个国家的国家利益，而是说，他们只是把它当作一个实现终极价值的中间步骤。如同恩格斯说的很明白的：
“各小斯拉夫民族把沙皇看作是他们惟一的解放者，……一旦发生战争，这些令人感兴趣的小民族就会站在沙皇制度一边，即站在资本主义发达的整个西方的敌人一边。只要情况是这样，我就不可能对他们的直接的﹑迅速的解放感兴趣，它们同它们的盟友和庇护者沙皇一样，仍将是我们的直接的敌人。我们应当为争取西欧无产阶级的解放而共同奋斗，应当使其它的一切都服从这个目的。不管巴尔干的斯拉夫人等等多么令人感兴趣，只要他们的解放愿望同无产阶级的利益相抵触，那我就同他们毫不相干。”（《恩格斯致伯恩施坦 1882.2.22-25》，在这封信中恩格斯严厉谴责大塞尔维亚主义，甚至预言了塞尔维亚的冒险会引起世界大战，破坏无产阶级革命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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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引文说明，马恩对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甚至对于相对容易引人同情的“弱小民族求解放”的民族主义，也要用“是否有利于无产阶级解放”来作为终极价值检验。而对于自己国家的对外立场，马、恩又是怎么看的呢？
　　马克思和恩格斯甚至对拿破仑入侵德国也给予了积极的评价，赞扬“拿破仑清扫了德国的奥吉亚斯的牛圈，修筑了文明的交通大道”（《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3卷，第214页）。恩格斯曾充满激情地写道：“当果断的拿破仑把革命事业掌握在自己手里，当他认为自己就是革命（即1794年热月９日后被贪婪的资产阶级所扼杀的那次革命），当他这个‘寡头的’民主（一个法国作家就是这样称呼他的）接二连三地派遣军队袭击德国的时候，‘基督教德意志’社会就最终地被消灭了。对德国来说，拿破仑并不像他的敌人所说的那样是一个专横跋扈的暴君。他在德国是革命的代表，是革命原理的传播者，是旧的封建社会的摧毁人。诚然，他的行动表现出来是暴虐的，但是他的暴虐甚至不及公会的代表们可能表现出来并且实际上已经到处表现出来的一半，不及被他打倒的王公贵族们所惯于表现出来的一半。在法国已完成其任务的恐怖统治，拿破仑以战争的形式把它搬到了其他国家，这种‘恐怖统治’德国是十分需要的。拿破仑摧毁了神圣罗马帝国，并以并小邦为大邦的办法减少了德国的小邦的数目。他把他的法典带到被他征服的国家里，这个法典比历来的法典都优越得多；它在原则上承认平等。拿破仑强迫一向只为私人利益而生活的德国人努力实现伟大的理想，为更崇高的公共利益服务。”马克思、恩格斯怎样评价拿破仑--中国共产党新闻--人民网
需要知道一个背景。近代德意志民族主义的兴起，重要起源就是反抗拿破仑的入侵和占领。重要文献如费希特着名的《对德意志民族的演讲》就说明了这一点。很明显，马克思在这一点上不鸟这些德意志民族主义者。
然而对另一个大国俄国，马、恩就特别不客气。恩格斯说过：
我们的回答是：恨俄国人，过是现在仍然是德国人的首要的革命激情；自从革命开始以来又加上了对捷克人和克罗地亚人的仇恨，只有对这些斯拉夫民族实行最坚决的恐怖主义，我们才能够同波兰人和马扎尔人一道保障革命的安全。（《民主的泛斯拉夫主义》）
一直到普法战争后，德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还发了一个宣言说：
我们抗议兼并阿尔萨斯—洛林。我们了解我们是代表德国工人阶级说话的。为了法国和德国的共同利益，为了和平和自由的利益，为了西方文明战胜东方野蛮的利益，德国工人决不能容忍兼并阿尔萨斯—洛林......我们将忠实地同我们的全世界工人同志们站在一起，为无产阶级共同的国际事业而奋斗！
（这段引文被《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二篇宣言》引用，马克思以国际工人协会通讯书记的身份共同签署了《第二篇宣言》，并将其摘引入自己的着作《法兰西内战》。）
这里的“为了西方文明战胜东方野蛮的利益”指的是什么，不问可知。
当年的德意志民族主义者以民族主义、爱国主义为号召，为打倒波拿巴不惜给哥萨克带路。当然自瓜分波兰后普鲁士和俄罗斯没有边界纷争，也基本没有国家利益上的冲突。德意志民族主义者这么做法是很符合国家利益至上的逻辑的。然后马恩偏要倒过来，给拿破仑带路，打倒野蛮的东方俄罗斯！为什么？不就是因为马恩不以国家主义为终极政治价值，而以无产阶级的解放为终极政治价值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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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自己的国家、民族的利益当作终极政治价值追求的政治思想，有其名称——法西斯主义。现在法西斯主义的概念很不幸地泛化和虚化（你真法西斯！），但其实质意义是明显的，当年鼓吹法西斯主义的理论家都不曾避讳过。比如墨索里尼的教育部长Giovanni Gentile就写了一本《什么是法西斯主义》，提出把“国家至上”、“民族至上”和“领袖至上”作为法西斯教育的核心内容（中国世界史研究网：意大利法西斯主义教育体制初探）。
国家主义的立场如此缺乏终极正当性，以至于20世纪正直的知识分子群起拥戴共产主义，却非常反感法西斯主义。英国历史学家Eric Hobsbawm是一个老左派，一直是英共党员。他不是一个将个人自由和生命当作终极目标的人。1994年有人采访他说，假如实现共产主义只需要死掉1500万-2000万人，他支持不支持？Hobsbawm说：支持。（Would 15-20 Million Deaths Have Been OK?）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人，对国家主义、民族主义抨击不遗余力，还尽全力反对各种”发明的传统“和”民族主义的神话“。
言归正传。《兔》的主题就是”大国梦“。至于”大国梦“本身的正当性是没有追问的。当然它没有义务追问，只是如果别人追问了国家主义者总要有个辩护。现有的辩护策略有两条：
1）世界秩序就是弱肉强食。中国的崛起并不能改变这种状况，但能给十几亿中国人多争点肉。
稍微离题一下，日本着名左翼作家小林多喜二描述过这种心态：
据须山说，敌人现在在工厂里大肆宣扬战争的办法，已经不像过那样，只是说什么要“忠君爱国”呀，什么中国佬可恨，非把他们打倒不可呀，而是说这次战争跟以前的战争不一样，最终的目的不是为了三井、三菱这些大资本家在占领的地区 建立大工厂，而是为了无产阶级找出路，说什么打下了满洲，把资本家排除出，由我们自己建立一个王国，内地的失业者就可以大批大批地进入满洲，这样就可以逐渐地使日本没有一个失业的人；俄国就没有一个失业的，我们也应该跟它一样，因此说，这次的战争是无产阶级的战争。我们应当尽自己的微薄的力量，要按照战争需要交给我们的每一个部署努力地干活。
僚友会的清川和热田说，这次的战争归根结底是为了大资本家在殖民地进行新的剥削，在午休的时间，同在乡军人及青年团的职工展开了辩论。不过，清川又说，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次的战争也给无产阶级带来了好处。比如金属和化学之类的军需品工厂，增添多少工人也显得不够用，出现了空前的盛况，还说从所谓“战争股票”的猛涨来看也可以得到证明，帝国火药公司的股票原来是四元，现在是九元，提高了一倍多；石川岛造船厂的股票由五元增加到二十五元；造子弹用的锑的市场价格，由以前的二十元左右涨到现在的一百元左右，另外像德国，人们都以为它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一败涂地，其实像克虏伯钢铁厂却比平时获得了十倍的纯利（这些大概都是从什么地方听来的），所以我们的生活也可以沾战争的光而得到好处，一概地反对战争不划算，应当尽量地来利用战争 。——这就是他们的观点。尽管最初他们跟青年团、在乡军人争论不休，但一谈到这儿，彼此的意见又不知不觉地一致了。
——小林多喜二，《党生活者》
至于我等中国人，看到这些话作何感想可想而知。我们不可能认可日本人这种辩护的正当性，当然也不能指望被抢了肉的别国人认可我们自己的辩护。此种辩护策略，只能陷于彻底的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
然而这个辩护策略的更大问题在于，它虚设了一个”举国一致“的利益，遮蔽了国内各种矛盾冲突，无视了国内民众的巨大牺牲。当然对于”大国梦“的无条件鼓吹者来说，牺牲越大能说明事业越伟大壮丽。此处按下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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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价值取向的问题，“给十几亿中国人多争点肉”这个立场也存在严重的理论问题。问题在于：现实中的国家利益与国民利益间隔如此之远，以至于“多争点肉”只能是一种虚拟情形。
以下补充基于答主对于一些国际关系理论着作的阅读。由于答主并非国际关系科班出身，对文献的阅读不可能全面，概括也未必准确，欢迎指正。
一般认为国际关系是讲“弱肉强食”的，特别是据说国际关系中有一派叫“现实主义”特别吃香。但问题在于，恰恰是知名的现实主义理论家并不承认存在“多争点肉大家分”的情形。
Hans Morgenthau是经典现实主义的集大成者。他在Politics among Nations中，特别强调政治与经济的分野。他认为经济争的是物质利益，政治争的是power——支配他人的权势。国际政治争的也是支配他国的权力，而非经济利益。Morgethau强调废除用经济利益来解释国际政治是国际关系学科科学化的第一步。他认为正因为国际关系争的不是经济利益而是power，所以不可能给普通民众带来经济利益。他甚至不无刻毒地说，最有沙文主义倾向的一般是一国中较穷较无地位的人，因为这些人在社会中缺乏power，所以需要将追求power的心理投射到国际关系中。
Hans Morgenthau的理论存在一个大问题，即“国家追求power的最大化”几乎被他视为一个公理。但这个公理又说不上有什么依据，甚至谈不上能够证伪，最后只能诉诸“人性皆如此”。Kenneth Waltz在其名着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中纠正了这一点，将现实主义真正奠基在较为科学的基础上。他认为“争取最大化power”假设太强，他的现实主义只需要假定国家在国际关系中追求保存自身(security)即可。然而这个理论的突破对于“抢肉大家分”论者并不意味着福音。原因是：
1）追求security的假设实在有点弱。如同批评者非常正确地指出：人人都理解国家必须争取自己的生存，但到了现代国家的死亡率不高，生存实在是一个不太高的要求。后来的“进攻性现实主义者”John Mearsheimer企图将“国家争取生存”和“国家追求最大化power”结合起来，但本人看来他理论上做得并不成功，实践中的预测也错的离谱（Mearsheimer预测两德统一后将再成欧洲祸患，德国将拥有核武器），答主欣赏不来。然而更重要的是：
2）Waltz的新现实主义极端强调国际政治与国内政治的分野。他用了相当的篇幅讨论方法论，强调国际关系的研究方法不能采取还原论。国家在国际政治的舞台上是独立的自主行为体，不是国民的集合。学者不能用脑细胞的活动来探究人的思想转变，也不能将国家利益解释为国民利益的加总。在这种较为严格的二元对立下，根本不存在“抢肉大家分”的存在空间。
现实主义都如此，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可想而知。“给十几亿中国人多争点肉”，实在是不了解国际关系学科基本命题的人的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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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国的大国梦实现能给世界带来更好的秩序。
这类主张不少。某个微博id叫”张忆安讲史“的就这样认为。这种辩护策略往往援引”中国文化讲究和谐“这类东西，其实和”中国文化讲究天人合一所以中国肯定比西方国家更重视环保“一样，是无根据的玄学，亦不必说。
作者肯尼迪里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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