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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简谈杨德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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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关于影片修复
今年三月二十二号,《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会由CC发行蓝光版本,这是1991年电影上映以来,第一次正式发行修复过的音像制品,而且是237分钟无损4k修复,还附带2002年摄制的有关 杨德昌,侯孝贤,蔡明亮的台湾新电影纪录片,以及张震的访谈。

2. 杨导简介
他一生只拍了八部半电影,最后那半部,因病世没能完成,杨导最广为人知的,是《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和《一一》。他是1947年在上海出生的,一岁随了父母台湾,二十二岁的时候美国学计算机,三十三岁才回台湾,投身电影行业。其实他最早想当建筑师,但迫于家庭期望还是学了工科,美国读书后他也申请到了哈佛和麻省理工学习建筑的机会,但朋友问他,如果学建筑还会不会想拍电影,他说会。于是便踏上从影之路。


3. 影片简介和历史背景
现在大家知道杨德昌的人越来越多,多半也是因为《一 一》和《牯岭街》。
作为杨德昌的第四部长篇,《牯岭街》的故事背景放在六十年代的台湾,这是一个关于中学生小混混杀了自己同校女生,并被判死刑的故事,这件事对当时十三岁的杨德昌影响非常深,他们当时的同学圈也有交集。归根结底这部电影不只是一件少年杀人犯案件那么简单,而是其背后关于家园,身份,移民,暴力和外来文化的讨论,片中的少年们,即杨德昌的童年时代被美国文化影响颇大,以至于杨德昌后面出国前往美国留学,用他的原话讲,是因为他想看看那个被台湾疯狂模仿的社会究竟是什么样。
现在国内流行很多青春片,多半是关于学生时代的爱情,但是每一代人的青春记忆并不大相同,杨导的比较黑暗,因为他的少年时代,正好是六十年代国民党在台高压统治时期。
那么我们先交代一下其历史背景。一九四七年,二二八事件后,台湾本省人与外省人之间的矛盾和不信任,长达几十年之久,政府对民众的高压管控也非常严厉,电影作为意识形态塑造工具的一种,更是被严格限定题材,国民党设置了中影股份有限公司来统筹规划境内的电影项目,直到80年代末期戒严令撤销以后,才开始比较开放,杨德昌和侯孝贤导演也是那个时期领导台湾新电影运动起来的。
杨导拍这部电影前做时代调查的时候,发现父辈们在六十年代几乎都会被有关部门带走,关进监狱交代莫须有的罪名的经历,然而让他感到无法理解的是几乎所有人也都对此闭口不谈。这一痛点也被设置在电影里小四父亲的被审问的那场戏中。
这部电影之所以波及面比较大,一是因为它借青少年的视角,打破了关于60年代高压时期,成人被施以酷刑的灰色记忆,从胶片中重新还原历史。电影一开始好像只是青春期小孩的恶作剧,但是这种戏剧张力随着时间往后,逐渐爬升,直至和成人世界的暴力融为一体,所有的角色都被卷进暴力活动,直至极端,最后以小四杀死小明而告终。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杨德昌受到手冢治虫的影响,手冢治虫最广为人知的漫画是《铁壁阿童木》,但他的其他作品,例如《火鸟》和一些短篇,也是着重于人性的暴力与阴暗。
第二,非常肤浅地说,它讲的是一个黑暗时代中人物逐渐崩溃的故事。如果有看过《牯岭街》的人就会记得,电影场景中有许多夜景,都是在晚上的戏,包括主人公小四就读的也是学校的夜间部,这本身就是很大的隐喻。如何在时代的阴影之中坚守对外部世界和人本身的正直,以及这之中需要付出的巨大代价,是杨德昌留给观众的启发之一。所以说杨德昌的电影是很讲究结构的,文学性比较强。他在开拍前对每个角色都写了厚厚的人物关系笔记和性格设定,这和海明威的冰山理论其实很像,电影中我们看到的只是很小的一部分,至于下面的,便是他留给观众的空间,也是原本的60年代。
电影中的大人和小孩们都在拉帮结派,按照活动地区结成小黑帮,维系彼此关系,这其实是本省人和外省人之间的意识形态对立,但被设置的很微妙。如果稍微了解一下当时台湾历史便不难理解为什么当时少年追求拉帮结派,以及对美国文化的热衷。这些大陆移民的后代不断听到父辈们嫌弃这片不是家园的土地,更不用说文化和地理意义上的狭隘。因此追求一种认同感和归属感,便成了少年们急需的慰藉。


4. 电影中的明暗对立
电影中还有一种更为直观的对立,光和暗。
那么这部电影里夜景,暗景的戏份有多少呢,我前两天重新看了一遍,掐着秒表统计时间,整部电影有237分钟,其中夜场及昏暗不清的戏份达到154分钟,也就是说,一部四小时的电影里,高达两个半小时都是比较昏暗的场景,比例占65%。所以很直观的体验就是,这部电影的画面昏昏沉沉,令人感到不是很舒服。
整部片镜头的注意力大致都放在夜间活动的青少年身上,因此经常出现手电筒,路灯,台球室的烛光,这些光是黑夜中难得的明亮,但却远远不够——和当时的历史背景是遥相呼应的。影片的英文翻译为《A brighter summer day》来自猫王歌词,意为一个更明亮的夏天,直到全片结束,这片明亮似乎更加地遥遥无期,观众和角色一起在时代的灰色迷宫中寻找出路,而杨德昌也用胶片一直在探源当时的历史环境和少年心理。
他用一种反好莱坞镜头语言,将每个人的走向和社会环境联系在一起,让观众活生生见证一种无法逃逸的困境,而如果不肯妥协地活下,便会遭到外部环境碾压,片中最为光明形象,小公园的头目哈尼便是在这样一种诡异的气氛之中被害身亡。
我们知道镜头的远近可以直接调动观众对人物的情绪起伏。但杨德昌在这里几乎没给人物任何特写,基本维持在中景,也就是画幅定在上半身和远景的观察之中。作为电影人,他是一个很冷很克制的人,但这种冷本身却是源于他对自己成长环境的关心和担忧。
除此以外,主人公小四父亲前后的转变也很有戏剧性。一个木纳严肃,传统意义上的父辈形象。在影片的前期,儿子被学校不公正对待后,仍希望他能坚持自己本真的人,然而在影片的后期,当他被当局调查,关进监狱时,也不得不做了构陷他人的事情,前后的转变也非常之大。电影之所以好看,其实是因为在短短的的时间压缩之内,通过戏剧表现和蒙太奇的剪辑,能够看见故事里的人物在一系列事件之中的转变,从中见到一系列的反差和对比。牯岭街里,每一次转变几乎都是不断地往下掉,越来越沉重。

对此杨德昌在电影杀青后,写了一份手记,他在开头的时候写到:“本片献给我的父亲和他们那一辈,他们吃了很多苦头,使我们免于吃苦。”1987年戒严令解除后,89年有了侯孝贤的《悲情城市》, 再两年后有了《牯岭街》这讲的都是关于时代变迁的故事。 这部长达四个小时的电影,在华语电影范围,内地姜文的《阳光灿烂的日子》和它旗鼓相当,但《牯岭街》会比较严肃一些。巧合的是,《牯岭街》的英文名其实和《阳关灿烂的日子》意境十分接近,其回忆的历史时间,也非常的接近,都是六十年代。这大概是华语电影中难得的时代记忆双黄蛋,但总的来说,牯岭街黑化较多, 姜文的回忆是带着红色骄傲,杨德昌的回忆带着白色恐怖的压抑。
5. 关于张震
这部电影的诞生也发掘了华语电影中一个难得的演员,张震。
张震的父亲张国柱当时也是台湾知名的演员。拍《牯岭街》的时候,张震快十五岁。在那之前,张父说他是一个很活泼可爱的小孩,但是在七个月的拍摄以后,张父说张震被《牯岭街》给带走,从此变了一个人,沉默寡言。张震自己也讲说,这部电影对他影响很大,里面他演的小四,跟他很像,但是他一直跳不出来,直到二十多岁以后才慢慢找回自己。这对演员来说,入戏太深其实是一件很残酷的事情,但也很正常,十五岁差不多是少年自我意识的觉醒时期。当时在片场拍最后一场小四杀死小明的戏,张震坦说感觉自己真的杀死了对方,自己失控一直在哭,而导演也不喊停就放着他哭。戏里戏外融在一起,小四的生活也成了张震自己记忆的一部分。


6. 杨德昌其人,以及他与侯孝贤。
杨导07年就世了,才六十岁,走得很早,我觉得很可惜,他在《一一》里借演员讲过一句话:电影发明后,人的寿命比以前延长了三倍。我觉得他一直也都是这样做的,试图记住亲身经历过的历史,试图还原我们当下的世界,他的电影一直在讨论人应该怎样在时代的挤压中活着的问题。那天晚上我和朋友看完侯孝贤导演的《聂隐娘》的时候,突然想起如果杨导还在世的话,不知道还会拍出什么样的电影。
杨导的电影里,人物都不完美,而且好像还带有某种天真的愚笨,对人际关系有不信任的危机,但并不能因为这样便遗弃他们。他们和时代一起在改变,在进步,有的会选择极端方式,这本身都是人的共性,所以能被传达出来,被敏感的观众感知。但他对此其实有点灰心,在他的电影里渴望改变的人往往不会有什么好下场,一般都会很接近死亡,甚至以死亡作了结,直到《一一》,他才变得比较温和。
谈到杨导不能不提到侯孝贤导演。
其实杨德昌和侯孝贤早期非常要好,他们都是广东梅县人,也是同年出生,早期两个人都在彼此的片场互相当演员和制片,鼎力相助,侯孝贤早期的电影《东东的假期》便是由杨德昌配乐的,杨导的《青梅竹马》是侯孝贤主演的。到了九十年代,新浪潮的势头褪,他们冲突才越来越明显,侯导讲过杨导一句话:水至清则无鱼。这句话没什么贬义,但是杨导天性是个很敏感的人,于是两个人渐渐也疏远了,但这句话多半也只是表象原因,归根结底侯导和杨导关注的焦点不同,带着自己的队伍也难免分道扬镳,其实和法国新浪潮的特吕弗和戈达尔挺像的。


九十年代后的杨导一直在用电影中探索,文化在不同时空中的冲突,以及和谐相处的可能性,这种命题很容易刺痛台湾当时一些比较保守,且有民族情结的人,所以他当时在台湾也比较不受欢迎,当然,也因为他工作的时候脾气比较大,但应该没黑泽明大,黑泽明是出了名的暴脾气。
杨德昌是个很求真的人,他在接近《牯岭街》的最后,男主人公小四,朝剧中电影导演大喊:“你连真的假的都分不清楚,还拍什么电影啊。”在他心里电影不仅仅只是娱乐消遣而已,而应该是对眼前世界的总结和反思,荧幕只是一个入口,而观众需要自己走进体会。这是很偏执狂的想法,是很反电影诞生以来,本身带有的娱乐功能性的,所以也不难理解为什么他会那么喜欢《阿基尔.上帝的愤怒》,那就是一部偏执狂的电影,所以能打动偏执的人。某种程度上来说杨德昌的作品跟大众所理解的电影有差距,他的电影比较像结构精巧的论文,也有一些说教的意味。他自己也借牯岭街里的小明自嘲:“你跟那些人一样自私,都想改变这个世界,但这个世界是不能被改变的。” 说来说,最后发现好像只有人比较善变,所以看完杨导的片偶尔会觉得做人没什么意思,太挣扎。
侯导自己讲说,《一一》他至今不敢看。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只是我觉得杨导这样性格激烈的人,从始至终都非常孤独,这样的孤独我也从《聂隐娘》里看到了,大概这就是高处不胜寒吧。他们俩都是一人为伍的电影人,这个时代恐怕再也找不到了。

作者药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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