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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从另外的角度谈谈这部剧。
服部阳子在得知警方已找到弟弟尸体的时候，再也压制不住内心的愤怒，高声的喊叫响彻机场大厅。
从弟弟失踪后，服部阳子就从没有放弃过对“真相”的探寻。直觉锐利，思维敏捷的她很快就发现了加奈子以及直美的异样。虽然调查并不是一帆风顺，但是对于自己弟弟的“爱”促使她无论如何也要坚持下。她请了侦探帮助调查，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她无法接受相伴自己多年的弟弟就这样在人间“消失”。
在得知直美与加奈子杀害了弟弟之后，服部阳子除了愤恨，对于她们两个已没有任何其它的感情。
副部达郎这个角色在剧中是绝对的反派，或者说他站在道德的谷底。然而呈现给观众的服部达郎与服部阳子眼中的那个弟弟应该是完全不同的形象。在服部阳子的眼中，服部达郎应该就是那个和自己一起长大，比自己小几岁的男孩子。他们接受同样的家庭教育，可能还上了相似的中学与大学。步入社会后，自己在房地产企业工作，而弟弟成为银行精英。可以说二人之间的关系，除了血浓于水的亲情，多年共同成长相处的羁绊，还有同为社会精英的一种认同感。所以服部阳子对于这样一个亲爱的弟弟的消失，从情感上来说必然是无法接受的。
再次强调一遍：服部阳子眼中，心里的那个服部达郎，只是那个“小她几岁、一起长大”的男孩子，而绝不是编剧给观众呈现的那个家暴男。稍微想一想就大致可以知道，服部达郎在自己的家人面前是绝对不可能展现出“家暴”的那一面的。
可以说，身为“家暴男”服部次郎是有着人性的弱点的，或者说可以称之为人性的缺陷。在整个外部世界里，他就是那个彬彬有礼的银行业精英，受过高等教育，有着较高的社会地位以及不菲的收入。对于自己家庭以外的人来说，服部达郎是一个相当理想的男性形象。然而一当他回到家里，他就“原形毕露”。可以说，服部达郎在外部世界不是一个失败者，他也没有太多的怨气需要发泄。他对直美子的家暴行为，应该解释为他本人自我意识的极度膨胀，说到底，他只是享受欺负一个弱者罢了，在弱者的隐忍与恐惧之中，他得到了十分独特的快感。这就是我们常说的施虐狂。
是的，这样的施虐狂的确是存在的，他们的快乐建立在弱者的痛苦与恐惧。他们在弱者的哭泣与颤抖中得到正常人无法理解的满足。
这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变态”，这种“变态”确实存在。
值得一提的是，这种“施虐”行为只可能发生在一个封闭环境里，比如服部达郎的家中。而一旦走出了那个“家”，他就又变成了那个彬彬有礼的银行精英。可以说他是个“衣冠禽兽”，然而更准确的说法是，当他穿上“衣冠”之时，他是一个正常的人，而当他脱了“衣冠”后，便成了禽兽。
然而这并不是说服部达郎是一个精神分裂者。那个在外面文质彬彬的精英，和在家里的那个施虐狂并不存在意识上的分离。服部达郎在外面彬彬有礼也是他正常的表现，正如其他社会人一样；而回到家里那个封闭的私人空间里，他就展现出了自己的另一面。就好像小姑娘在家里会对家人撒娇，但到了外面的公众场合就不会。而在家撒娇的小姑娘，和在外面一本正经的小姑娘也是同一个人。
于是，服部阳子所为之叫喊的，只是服部达郎的一部分，那一部分的服部达郎，却是她心中服部达郎的全部。加奈子所要逃离的服部达郎，是服部达郎的另一部分，而那一部分也是加奈子心中服部达郎的全部。
第五集里，直美与加奈子合力杀死了服部达郎。我认为这是加奈子对她自己最负责任的一个做法。服部达郎对于加奈子而言无异于一个牢笼，一个限制着她为人基本自由的牢笼，而挣脱的唯一方案可能也只有把他杀掉。
无论加奈子到最后是否获得了自由，无可否认的是，服部阳子失了一位对她而言至亲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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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外话——日本眼中的中国形象
中国大妈李社长在本剧中狂刷了存在感。在片尾里我看到本剧的中文指导是周来友同志，回想了一下周来友同志说日语的口音，我愈发的觉得他并不是本剧的中文指导，而是”中国口音日语“的指导。高淳大妈的中式日语似乎颇得周来友老师的真传。
可以说，高淳大妈扮演的这位李大姐是日本人眼中典型的中国人的形象——豪爽、大大咧咧、直率、规则意识淡薄、爱占小便宜等等。后两点与我国社会发展阶段相对滞后有关，没什么可说的。而前面三条属于性格气质特征，这种人物形象的刻画，与李大姐无锡出身，生活在上海一带的这个设定是极为矛盾的。
在中国人的认知里，以上海为核心的江南民系是汉族诸多民系中文化最为婉约、细腻、温和的一派。提到江南，中国人刻板的印象一般是小桥流水人家、吴侬软语的女子、苏绣等等；无论如何使无法和李社长的气质联系在一起的。你如果说李社长出身是北京、天津、东北、山东，那我也没什么话说。但日本人最熟悉的中国偏偏又是江南地区，除了上海就是绍兴酒，（拜托我们还有茅台、五粮液、国窖、汾酒、浏阳河......）于是就把牛头安到了马身上。对此，我有些不满，不满的原因在于一贯在乎细节的日本人对于相对“不重要”的细节进行了选择性的“模糊”。
就连广末凉子说到李大姐这个角色的时候也提到，那是典型的“中国形象”，或者说，典型的日本眼中的中国人形象。这让我想到，虽然中国是个极度丰富多样的国度，有着日本这个单一民族国家无法比拟的多样性，然而在日本大众的脑海中，他们习惯把那篇海西的大陆当做一个模糊的大块头。这个大块头是一个蒙太奇，然而普通日本人却不想把它看清楚。或者说，他们在回避“把它看清楚”。
其实这样一种思维也一直延伸到日本精英阶层，精英阶层不可能看不到海西的大陆在发生着什么样的变化，你到上海街道上走一走，看看那些上海小姑娘们，就知道对于李大姐的形象刻画是多麽的不靠谱（或者说高淳大妈其实只是表现除了中国最奇葩的广场舞一代的所独有的气质）。但是就算知道中国在向着某个好的方向变化，日本的精英们也并不愿意看到这样一种变化。他们其中相当的一部分宁愿那个大块头永远是一个提供廉价劳工、没有质量的低级工业品、以及给发达国家的老爷们提供茶余饭后吐槽与段子的国家。
精英如此，独立思考相对较弱普通民众更不必说，因为“选择性地构建普通大众的世界观”永远是统治者屡试不爽的统治手段。
日本是如此，实际上其它国家也并不差太多。就拿我们来说吧，我们自己何尝不是如此。你可以说“干了这碗恒河水”，但有多少人提到印度的时候，会有意识地想到，这是个有着12亿人口的国家，它的多样性与差别性不亚于我们。他们的社会虽然有相当一大部分仍旧十分落后，但也有相当一部分是十分现代的，无论是从物质上还是精神上。这么认真地讨论的时候，所有人都会认真起来，然而有多少人能保证提起“干了这碗恒河水”的时候，可以想起除了“我在东北玩泥巴”以及”花式阅兵摩托车队“以外的东西？
所以我们也没有什么理由奢望日本人不把整个中国以一个”李社长“的形象代替。我们需要做的，是有意识地大范围地改变这样一个形象。什么时候中国的道路可以做到干净整洁（我说的不是柏油大马路，而是小饭馆密集的背街小道），什么时候我们整体的国民素质有显着的提高，什么时候才会让人家摘掉有色的眼镜。这些改变需要”有意识“的行动，而行动起来，实际上也并不那么难。
作者鹿惟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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