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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去几年间，恒生在广州、深圳、福州、南京、上海五处设立了分行，无不是精心挑选的结果，但其考察范围远不止如此，北上至东北、内蒙古，南下到海南，郑均曾履足，“我的同事跑业务，我自己重点就是政府这边。”这种四方奔走、广结善缘的努力，让郑成为北京市政协常务委员会主席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港事顾问，进一步让其方便获得各种信息。

　　一旦做下一个决定，就争分夺秒去实现。郑略为自得的表示，自去年当政府宣布将取消外资银行在同一个城市开设分行需等待一年的限制，并把最低资本要求从人民币6亿元降低到5亿元之后，恒生迅速在一个分行刚刚开设后就开始进行下一个分行的申请准备工作。

      　　即使如此，现有速度显然还不能满足郑的胃口。郑愿意拿600万人口的香港的157家分行与内地孤零零的五家做对比，在香港，业务已经细分到分行专门做企业贷的，支行则是专业的个人理财银行。当他听福州分行负责人介绍福建GDP已经达到6000亿元人民币，但是恒生取得的贷款仅有8个亿，即斩钉截铁地表示：“8个亿太少，100个亿也可以做到！”

　　将恒生的灵敏与勤勉体现至极的，是当内地允许外资银行参股本地银行，郑海泉立即开始寻求合作伙伴，期间历经Sars和周正毅事件，恒生仍只用9个月时间就以17亿元人民币入股兴业银行，获得15.98%的股份，成为兴业银行的第二大股东。

　　真正显现诚意的，是双方在价格上的果断协定。根据行业规律，银行业收购通常以价格/净资产(P/B)的比值进行定价，而这也是业内比较的最重要标准。近年来，亚洲银行类并购P/B值平均在1.3倍左右，如2003年4月花旗入主浦发即为1.45倍，而香港一些并购的P/B则可低至0.9倍。

　　而恒生参股兴业的P/B值为1.8倍，一个遭到争议的数字：恒生的投资者认为这一数字偏高，而兴业的股东则可选择上市获得远高于此的回报。

　　关键时刻，双方的核心考量只有一个：不可贻误战机。时至今日，郑海泉仍坚定表示：“这个价格是合适的。”

　　2004年1月，随着恒生银行、国际金融公司、新加坡政府的进入，兴业的股东结构变成了福建省财政厅占25%，三家外资分别占15.98%、4%、5%——控股方仅比三家境外股东的股权加起来高了0.02%。

　　不乏分析人士认为，兴业上市后，若发行25%的新股，则它的控股股东福建省财政厅的股权比例将下降到18%左右。这就为恒生提供了控股的可能性：它既不用超越银监会关于单家外资股东入股不超过20%的政策界限，也将不受外资股东持股超过25%需重新登记成合资银行的限制。

　　虽然希望能获得良好成绩，但郑也深知中国经济中尚有诸多不完善之处：民营企业财务机制极不健全，用户的风险意识普遍较差。正因此，他也不停“控制”恒生的发展。“我们在内地一直是很小心的”，郑表示，考虑到客户对于风险普遍缺乏意识，又不熟悉金融衍生业务，他不愿将国内的产品线复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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