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考察以后也认为，这种改革模式非常成功，对其他企业改革有较大的参考价值。但客观地讲，现在再参考我们1997年开始的改革模式，已经是比较难了。

　　TCL当年3亿元的资本，盘子比较小，资产增值的幅度相对较大，对增值的资产也比较容易按比例分享。如果现在才开始做，资本的盘子就太大了，难度就会增加许多。

　　主持人：TCL产权改革的不可复制性主要体现在两点，第一个是启动时间比较早，从1997年开始；第二个是地方政府在这方面敢于尝试——近几年成功改制的样板绝大多数都在广东。

　　李东生：算起TCL产权改革的起点，应该是1997年之前，大概在1992年至1993年间。

　　TCL本身不是一个非常传统的国有企业。当时我就认为，企业的体制问题对企业发展的影响比较大，因此在企业整体改制前，TCL内部就设立了若干试点单位，第一步是从对销售系统的改制开始，在1992、1993年间，当时西安公司是第一个试点。1994年我们开始在TCL下面的二级公司进行了尝试。总体而言，效果比较明显。

　　主持人：国有企业在进行产权改革方面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有的企业就在改革的进程中被政府“叫停”而前功尽弃，你是否考虑过这样的风险？

　　李东生：以前总说“无产阶级革命者”，正因为是无产者，没有什么可以损失，所以才必须“革命”。最大的风险在哪里？就是1997年在决定改制时我交给政府的50万元风险抵押金，最大的损失就那么大。

　　主持人：那50万元都是你自己的吗？

　　李东生：我拿出了当时全部的30万元现金，另外的20万元是用我及我父亲的宿舍做抵押，凑够了50万元，这就是我当时的全部积蓄。

　　主持人：虽然现在还是“纸上富贵”，但你的身价也因此达到过十几亿元，上涨几百倍。

　　李东生：当时我真的没想到改制会有如此好的结果，我预期改制的结果一定是正面的，但能达到如此好的结果，市场增值会如此之大，却是我始料未及的。

　　拿到股权和企业改制是互为因果的。不改制，我敢肯定地说，TCL那种资本增值的能力不可能那么快。在改制的过程中，整个企业体制的构架、员工的工作心态、工作的激情，以及整个企业经营体系的完善，都产生了巨大的变化。与此同时，企业对社会的贡献能力也在大幅提高。

　　我与股民的利益是一致的

　　主持人：TCL集团分拆上市，在内地股票市场上，股价波动很厉害，你怎样看？

李东生：TCL集团分拆上市，我个人认为对整个集团是十分有利的事情。但同时我们也看到，香港的资本市场要比内地成熟，我们前几天发了公告以后，香港的股价上涨了许多。这次分拆对香港及内地投资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