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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国纪在书中写道，“他反对这种自毁家园以绝敌路的做法。”

卢作孚的抗命后来被证明是非常英明的。1938年10月25日，武汉沦陷。这时，从上海、南京、武汉撤退到宜昌的重要工业物资约9万吨均堆积在宜昌两岸，还有近10万多入川人员等待入川。卢作孚后来在回忆这段艰难岁月时曾写道，那些器材是当时整个中华民族工业的精华，是国家仅存的一点元气。全中国的兵工工业、航空工业、重工业、轻工业的生命，完全交付在这里了。敌机已飞临宜昌，日军正向宜昌推进。

当时国内重量级的船运实业家是浙江巨商虞洽卿和卢作孚，虞洽卿掌控的三北轮埠公司、中华公司轮船和鸿安轮船公司更大，总吨位达到9万余吨，主要在长江下游和海面上经营。但抗战爆发后，虞洽卿的船只大部分被凿沉于长江下游，以封锁江面，尚余的4万吨左右大船因吃水深而无法进入川江。当时可在川江行驶的船只有24艘，其中22艘属于民生公司。

10月23日，卢作孚到达宜昌，指挥这场后来被教育家晏阳初称为“东方敦刻尔克”的大撤退。摆在卢作孚面前另一个严峻的事实是：从宜昌到重庆，上水航行至少需4天，下水航行至少2天，而当时川江已接近枯水期，较大轮船尚能航行的时间只有40天，过后便是漫长的枯水停航期，也就是说，所有的人和物都必须在40余天的时间内运走。而要完成这么大的运输量，以民生公司当年的运力计算，需要整整一年。

早在1937年8月，当卢作孚正在南京国民政府参加研究总动员计划草案时，他就已经给民生公司职工发去了电报，“民生公司应该首先动员起来参加战争。”这个时候，卢作孚再次发出号召：“国家对外战争开始了，民生公司的任务也就开始了。”

大撤退60多年后，央视的《记忆》曾评价道：“二战期间曾经有过多次的大规模的撤退，几乎每一个撤退都是由军事家或者政治家组织，只有在中国，一位企业家组织了一次影响整个民族生命的这么一次大撤退。如果没有这次大撤退，中国的命运可能是另外一种状态。”

卢作孚到宜昌的当天晚上，就召集各轮船公司负责人、船长、技术人员彻夜开会，于次日清晨拿出了抢运方案。卢作孚采取的是“三段航行”：宜昌至三峡入川为第一段，三峡至万县为第二段，万县至重庆为第三段，以分段运输缩短航程，多运快运。重庆民生实业公司研究室主任赵晓玲向《商务周刊》介绍说，待运物资中除了最重要的和最不容易装卸的笨重设备由宜昌直接运到重庆外，次要的、较轻的设备，则缩短一半航程，运到奉节、巫山或巴东即卸下，留待以后再转运。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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