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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作孚:指挥“东方敦刻尔克”大撤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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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币42多亿元。”此外,民生公司还损失了价值3390英镑、1670.2港元、3789.4美元和82451.9缅币(均为当时价值)的五金器材。

1941年9月的重庆《新华日报》报道,民生公司有30艘轮船抗战有功受到嘉奖。

 

   战需运输与北碚实验

抗战中,卢作孚和民生公司的任务绝不仅仅是组织救亡而已。

宜昌大撤退后,大后方的水陆运输面临着缺乏柴油和滇渝线没有公路两大困难。“柴油缺乏是根本无法解决的。我的父亲已预见到这一点,并决定建造一批烧煤的船,以代替烧油的船。”卢国纪在《我的父亲卢作孚》中写道。从1938年末开始,还担任国民政府交通部常务次长和水陆运输委员会主任的卢作孚便组织包括民生公司员工在内的大规模人力,开展改造轮船的工作。

滇渝线事关抗战必需的军用和民用物资输送的关键问题。通过精心选择,卢作孚决定在四川东部和南部修建两条水陆联运线。据卢国纪讲,那两条水陆联运线是抗战期间大后方的两条极为重要的运输线,也是支撑抗日战争的两条生命线。

1940年7月,卢作孚受命兼任全国粮食管理局局长,并在不到半年时间里,采用著名的运粮“几何计划”,解决了棘手的战时大后方粮食运输问题。

在抗战时期,重庆北碚因迁入国民政府中央机关、学校和大批居民而被称为“陪都中的陪都”,这里市政建设进展很快,城市功能齐全,该地区文风很盛,民众教育活跃。而此前,卢作孚实际上一直在这里进行社会改革实验。他一贯的观点是:“政治问题不是可以大刀阔斧解决的……合无数一点一滴以成一桩事业的系统,合无数事业以成一个地方的系统,最后乃成一个国家的系统。”1930年代初的两三年里,卢作孚为使北碚人民“皆有职业,皆受教育,皆能为公众服务,皆无嗜好,皆无不良习惯”,创办了新的科学事业——中国西部科学院、新的教育事业——兼善中学、新的工矿事业——三峡染织工厂和天府煤矿公司,以及新的卫生事业——地方医院。

待到强敌压境之时,陶行知、晏阳初、梁漱溟等知名专家学者荟萃北碚,继续他们的科研和教育事业。这一时期,不少重要科学论著与文学作品在北碚写成或出版,重庆北碚成了一块保存国家民族的文化血脉的“民主的特区”。

抗战之后,卢作孚和他的民生公司在官僚资本的压制下,依然坚持发展,并将其远洋航线延展到东南亚地区。新中国成立后两年,在卢作孚组织下,民生公司18艘海外轮船先后回归祖国。而1950年8月10日签署的《民生实业公司公私合营协议书》,标志着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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